《中国经济周刊》见习记者 伍素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净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

人口增长速度放缓，鼓励生育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多业内专家都表示，群众生育意愿低主要的原因是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过重。要提振生育意愿、提高生育水平，就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完善机制、重在实效。

如何让更多人“愿意生、养得起、养得好”？哪些配套政策还有发挥成效的空间？2022年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都围绕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生育支持举措

今年新春伊始，多地政府工作报告都点题了三孩政策和其他促生育的系列措施。《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一老一小”“三孩”等关键词频繁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

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是针对我国“少子老龄化”现象的部署，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各地主要从普惠性服务供给、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适小化改造等着手；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打造友好育儿环境，各地主要从完善生育保险、生育休假制度、托育服务、个税扣除等方面推进。

比如，广东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制定“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增加普惠性养老和托育服务供给。完善三孩生育支持政策，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江苏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发展公办和普惠性幼儿园，推动新的生育政策更好落实。还明确提出要“让年轻夫妇少一些生育养育负担，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除了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共通点外，浙江省还提出，全面取消社会抚养费，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北京市提出，研究适应多子女家庭的公租房政策，调整建设标准和配租办法；陕西省决定，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也曾公开表示，目前25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天数，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从各地目前的促生育举措来看，力度还不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让老百姓手中有钱，尤其是让那些对养育付出艰辛代价的家庭得到一定的补偿。如直接用现金补贴多孩家庭，在用地和住房方面施行激励，改革养老金制度，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中部分定向给自己父母等。”

而在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看来，降低生养成本不止要在生育政策上发力。他说：“城市里尤其是大城市里的生活成本超出了年轻人的实际承受能力。要切实加大投入，完善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政策，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广大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将广大育龄人群从相对较重的生养成本中解放出来。”

代表委员支招降低生养成本

提振生育率是一道“综合题”，需要多方政策持续支持、实打实地帮助鼓励才能起效。发补贴、给予住房优惠、分档交社保……多位代表委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带来了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细花关注人口政策许多年。在她历年提交的275份建议中，有27%是关于优化生育政策的。今年她又带来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

黄细花提出了发放生育补贴的具体建议，例如，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满6周岁时，国家财政每月发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托幼方面，可考虑实施入托儿所、幼儿园等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房产方面，对于三孩及以上家庭，可以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医疗方面，可进一步提高婴幼儿入院治疗报销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也提出了对生育孩子的家庭按月发放补贴的建议。她认为，地方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按月发放生育补贴，健全现行社保已经涵盖的生育津贴外，还应另行增设生育补贴制度，鼓励育龄家庭生育意愿、减轻育儿负担。

“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育儿专项税收政策，但专项减免政策效果与经济压力之间尚未实现最优匹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红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为减轻育儿成本，张红伟提出社保设置分档缴交，根据不同时间由缴交人选择缴费比例，分别设置3%、5%、8%三档，随着家庭结构变化由个人选择缴费档次。建立年轻未育群体个人养育基金，按自愿原则由个人养育基金账户，为生育作准备。他还建议，发放母亲津贴和育儿津贴、在住房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根据不同城市养育成本差异实施差异化税收抵免及退税制度等。

全国政协委员、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王国海则建议，依据经济发展、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等，在全国设立多个“生育试点”，允许其先行先试各类生育鼓励方案。

根据他的想法，“生育试点”可以加强金融支持，让生育成本放心落地。如设立国家或省一级的“生育试点支持基金”，探索性建立从出生至成年的全阶段金融支持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政府直接补助（如母婴产品定向消费券、就学补助、租房与购房补贴、个税返还等），以及鼓励各类型金融机构推出普惠性生育类金融产品（由政府按比例承担部分成本），以最大限度减轻生育家庭经济压力。

责编：吕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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