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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教师负担过重怎么办?全国政协委员戴立益: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编制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霁瑶|北京报道

要说2021年教育行业的热词, 当属“双减”。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学生压力得到显著减轻,但也有部分教师反映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

“‘双减’之前,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五点能下班,现在经常要到8点20分才能结束。不算隐形加班,我们的工作属于‘786’,忙起来的时候,经常加班到十点十一点,周末也在加班。”

“更多的是精神压力。减负需要不减质,所以以往的课程设计要重新推翻。为了提升课程质量,区里面和学校又组织了许多‘双减’后的课程设计工作坊、课程竞赛。心累。”

多位公立中小学教师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反映了“双减”后工作负担和压力增大的情况。

2022年两会期间,针对此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撰写了三条建议:第一,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第二,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第三,提升教师评价素养,完善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两会1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

工作“786”“单休”,有老师表示想转行

“最明显的就是工作时间变长了。”李杨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今年27岁的她,是成都市某公立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从业已有五年。

早上,六点四十起床,七点出门,七点十分步行至学校,七点二十早自习开始。中午有四十分钟的午休时间,一点五十开始下午的课程工作。下午五点对学生进行托管,晚上八点二十下班。这是去年7月以后,李杨洋常有的工作日流程。

她告诉记者,在“双减”之前,若没有特殊情况,一般5点能下班。如今由于学校对学生进行托管,五点之后学校需要对学生进行延时辅导,七八点下班成了常态。

而近期,她所在的学校又开始对学生进行周末托管,从早上8:30到下午5:30,班主任需要全天在校。“由于学生在校时间更长,安全责任也就更重。”李杨洋说。

除了工作时间的延长,记者在与一些教师的交流中发现,“隐形负担”被多次提及。“双减”后,大量的课外培训内容回归到学校课堂,以往的作业设计、教学任务几乎被重新洗牌,对于老师们而言,这意味着原有的传统课程纲要被推翻,需要重新备课。而伴随着课程设计与教学任务的更新,学校、相应的区里也会组织大量的课程竞赛、作业设计工作坊等评比检查工作,要求老师们参与。

“这些都是要靠下班的时间自己在家里琢磨,可以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隐形加班。”一位成都市公立小学的老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双减’政策我是很支持的,对于学生的压力和家长的焦虑,的确是很有效的减轻,教育也逐渐在回归本真。”李杨洋说,“但这个过程中,老师的压力和负担的确也增加了不少。”

教师减负问题一直以来也是相关部门关注的重点。2021年12月21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也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增加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吕玉刚说,“双减”工作实施以来,由于很多老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工作,客观上确实给老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这是现实。

吕玉刚表示,对于老师的负担问题,从组织上、从教育部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去创造条件,尽可能做到不让老师的负担过重,因为老师也有家庭、有孩子、有其他一些活动。“当然,我们也要鼓励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发扬人民教师的崇高精神。”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

戴立益长期关注教育问题,他提出的《关于巩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曾被确定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今年,他的建议主要关注的正是“双减”后教师负担增加的问题。

两会2

戴立益称,各地、各学校将“双减”上升到政治站位的层面,作为“1号工程”来贯彻落实,得到多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但短期内也给教师身心健康、专业发展甚至队伍稳定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

他认为,积极应对“双减”后教师压力大幅增加的问题,需要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他在建议中写到,“双减”之后,如果老师工作时间延长了近2个小时,就相当于增加了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这些增加的工作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机制,或者有一个教师编制补充机制,比如再增加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编制。“如果没有类似的补充机制,可能会出现一批优秀教师流失,‘双减’反弹的压力会陡增。”

记者采访发现,编制的确是目前困扰众多教师的问题。李杨洋以成都市为例,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目前的教师编制情况。据她介绍,成都市的学校有三类编制情况。一类是私立学校,全员没有编制;一类是成立较早的公立学校,没有编制的老师占一部分,例如李杨洋所在的学校,成立于2008年,有三分之一的老师没有编制;还有一类就是成立时间较短的公立学校,这类中的许多学校,除了校长和财务有编制外,绝大多数老师没有编制。

“没有编制,待遇方面的确差很多,但其实大家面对的压力都是一样的。”李杨洋说。

而在2021年12月21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吕玉刚也公开表示,面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增加的问题,首先要按照编制把教师补充到位。“老师如果缺很多,无形中老师分担的责任就重一些,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该补的老师要补到位。”他说。

除了提高教师待遇和增加编制,戴立益认为,减轻教师额外负担,还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到课后服务中来。“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这些安排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训企业。这也有利于培训企业健康转型发展,构建新的、以学校为主导的、各方力量协同育人的新格局。”他在建议中如此写到。

而针对“双减”后教师评价制度未同步完善,学校各项评比检查有增无减的现象,戴立益认为,教师要增强作业设计和管理能力。依托信息技术平台确保学校作业数量可控制、作业品质有保障,逐步完善科学有效的校本作业体系。完善教师评价政策是推进“双减”的重要保障。“双减”政策明确规定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这就要求教师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相应地,作业设计和指导能力应该成为教师评价的重要内容,以此引导教师专业成长。学校在评价教师时,应将个体评价与团体(学科组、年级组)评价结合起来,并表彰和激励那些能够很好地联结“基础性作业”与“个性化作业”的个人和集体,从而引导学校整体性提高作业管理的质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杨洋为化名)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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