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共同富裕”是2021年的时政热词，频繁出现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中。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2021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两次高级别会议，为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发展仍是第一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在中央文件中多次提及。

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有全面、系统、辩证的阐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作为中国一项极为重要的长期任务，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把“蛋糕”做大，从根本上说还是GDP总量的增长，这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只有经济总量增大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可能提高，老百姓才能有更多的财富积累；把“蛋糕”做好，从根本上说是高质量发展问题。“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要以发展作为核心使命，发展还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好。”

共同富裕有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在这个阶段提上日程，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

公开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17上涨至0.465，其间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回落，2019年为0.465。

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2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两者差距比较明显。

这与当初“由部分先富到共富”的设计有一些偏差。

人社部原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先富起来的人群中，有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者和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但也有不少违规或非法经营的人，甚至有部分靠“官倒”和无偿或低价占有国有资源而大富暴富的人。“实践证明，要求所有先富起来的人都去带动后富者，更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些先富者的所作所为与老百姓的期望存在很大差距。”

中央近20年来针对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偏大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重要进展。

从城乡差距看，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2.56，比2019年缩小0.08。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从2015年的1.673下降到2019年的1.64。

2020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达到1015986.2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由1985年的9016亿元，快速增长了112倍。

“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达到110万亿元，人均GDP约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2021年12月11日召开的“2021—2022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

这让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共同富裕不养懒汉

什么是共同富裕？在2021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韩文秀表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

靠什么来实现共同富裕？

韩文秀表示，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我们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

如何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把“蛋糕”做大做好？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若祥指出，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要重点围绕“两高三均衡”推进，即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聚焦区域、城乡、收入均衡。具体来说，要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基本共同服务在城乡区域之间优质共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型”社会结构。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不是敲锣打鼓就能轻松实现的，‘蛋糕’需要逐步做大，逐年做好。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改革创新。”张世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只有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才能实现科技进步，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使得我们的产品消耗少、附加值高。“所以，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把‘蛋糕’做大做好的根本指导原则。”

共同富裕的三条路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

分配问题是大家对共同富裕话题的关注焦点。2021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

所谓初次分配，是指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资本的投资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即以生产中要素的效率功能来进行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初次分配只要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要素的价值都可以公平体现。当劳动供给不足，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稀缺时，薪酬一定会大幅度提高。而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存量越来越多，稀缺程度就下降，贡献度就降低，利得就减少。

但是，仅仅依靠初次分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问题。对此，张世贤表示：“财富积累存在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即两极分化现象），还需要制度安排，促进效率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体现公平。让劳动收入的份额在分配体系中占比进一步增加，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不断扩大中产阶层队伍。”

初次分配的作用是有极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认为，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是因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所谓再分配，是指生产之后政府利用税收与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

人社部原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再分配主要是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税收调节包括个税调节、财产税调节以及房地产税、遗产税等调节，再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调节；社会保障则主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社保待遇双轨制。

税收等再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

2021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亦指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苏海南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调节高收入群体，首先就是税收。“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一定是应征尽征，要征收到位；财产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应该进一步优化调整，不能只按固定的20%税率征收；还要适时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

关于房地产税，目前已在上海、重庆等地进行试点。而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条件是否成熟，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傅昌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开征遗产税，是我国完善制度时可以考虑的选项，无论是对于高收入人群家庭，还是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财富中蕴含着的是劳动和社会关系，简单地把财富给予后代，其实是对后代奋斗机会的一种剥夺。”

而赠与税是与遗产税相近的税种。傅昌波表示：“亲人、朋友之间，财产赠与超过一定的额度也要交税。赠与税的调整和推出往往会跟遗产税同步安排。如果用于公共目的，可以有比较高的免税优惠安排。”

在傅昌波看来，目前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个税大家都可以在手机APP上申报，个人信息采集已经完成，遗产税开征可以采取先试点，然后再推出。”

三次分配不能搞“逼捐”

三次分配主要是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

“三次分配在制度安排上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效补充。”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慈善捐赠是很好的社会润滑剂，不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还可以更好地彰显先富群体的社会责任和美好品德。

在三次分配中,企业该如何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2021年11月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他同时强调：“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应该看到，作为三次分配的公益慈善依然需要完善。傅昌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民间慈善的愿望和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慈善领域受到一些限制。建议在慈善事业的准入和鼓励的政策、监管和自律等制度层面，进行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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