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进则退”，它阐释了一个普遍的道理，“进”是“稳”的前提，“稳”是“进”的结果。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疫情环境复杂多变的未来，中国经济更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2022年，中国金融政策必须在稳中求进，在进中求稳。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逐步调控加入了“宏观审慎原则”，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做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重大决策部署之后，加速了中国“双支柱”金融调控框架的建设与完善。近年来，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央行不断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从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到在内部组织中专设宏观审慎局，再到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正式发布，附加监管规定落地实施，制定实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等等，这些都是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12月31日，中国央行将过去已有的经验和差异化监管要求汇总，发布了《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下称《指引》），以此界定宏观审慎政策相关概念，阐述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实施好宏观审慎政策所需的支持保障和政策协调要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指引》大大强化了宏观审慎政策的透明度。此前，鉴于宏观审慎政策尚处不断实践和摸索的过程中，外界只能听到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但央行宏观审慎政策评估体系是什么？量化目标是什么？《指引》出台，使《指引》宏观审慎政策变得更加透明，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如此所为的正确性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这更加有利于2022年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宏观金融政策调节，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强货币政策之于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作用力。

但大家要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遭受“债务杠杆率过高”的煎熬，宏观审慎有章可据，或可抑制债务杠杆的过快增长，但或许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破解债务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远水要调，近渴也得解。正如凯恩斯的那句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对于经济，要坚持长远目标，但同时也要顾及眼前的情况，否则，短期已经死去，长期还有什么意义？

要以宏观审慎原则铸就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洪堤，而且要长期坚持。但常备不懈的“防”，替代不了“破”。尤其对于债务杠杆问题，如果一味坚持以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理论去指导实践，可能不仅“破”不掉债务杠杆，反而债务杠杆会“越破越高”，而“防”的难度也会越拉越大。

很简单，按照新自由主义货币学原理，经济增长所必须的M2增长，基本依托于货币乘数的不断推高，货币乘数越高资金周转速度越快、运转周期越短，这就是所谓金融短期化越来越严重；金融市场靠短期资金“借新还旧”的周转，资金链条必然脆弱，流动性风险必然加大，为了覆盖流动性风险，从企业到金融机构可能都必须借入更多的短期资金——构建远超资金实际用量的资金池，以避免资金链断裂。试问：如果所有资金使用者都以“远超实际用量”资金去应对流动性风险，那债务杠杆不是会非常高？

中国债务杠杆过高，往往是“因短而高”，而“因短而高”的债务杠杆又严重放大了中国的金融和经济风险，弱化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正因如此，这里反对只将货币视为“交易工具”的认知。因为，如果认为货币只是“交易工具”，那就无所谓期限长短，毕竟交易可以瞬间完成。如果货币不只是“交易工具”，还应当有什么功能？货币是股权、货币是主权、货币是央行——这是现代货币理论的“三大重要认知”。把三者合在一起可以得出结论：中央银行应对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并以宏观审慎原则降低货币乘数。如此，第一，降低货币乘数意味着国家（央行）收回货币发行权，相应削弱金融机构创造货币的能力；第二，降低货币乘数意味着降低货币杠杆率，相应降低金融风险，因为货币杠杆是一切金融杠杆的源头，而金融杠杆过高又是金融风险的源头；第三，降低货币乘数意味着货币周转速度减慢、运转周期拉长，金融市场可以更多生成资本。

当然，现代货币理论与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存在不小的“认知差异”，但我们绝不应当排斥对新理论、新认知、新方法的认真研究与合理借鉴。但现在看，很多中国金融人并不愿意正视现代货币理论。希望他们在2022年能有所改观，毕竟中国必须尽快找到破除债务制约的方法。在此背景下，任何以单纯以“稳”为借口的熬与耗，可能都是严重错误。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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