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分配问题是大家对共同富裕话题的关注焦点。2021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三个路径。

仅靠初次分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问题

所谓初次分配，是指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资本的投资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即以生产中要素的效率功能来进行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初次分配只要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要素的价值都可以公平体现。当劳动供给不足，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稀缺时，薪酬一定会大幅度提高。而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存量越来越多，稀缺程度就下降，贡献度就降低，利得就减少。

但是，仅仅依靠初次分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问题。对此，张世贤表示：“财富积累存在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即两极分化现象），还需要制度安排，促进效率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体现公平。让劳动收入的份额在分配体系中占比进一步增加，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不断扩大中产阶层队伍。”

初次分配的作用是有极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认为，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是因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所谓再分配，是指生产之后政府利用税收与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

人社部原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再分配主要是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税收调节包括个税调节、财产税调节以及房地产税、遗产税等调节，再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调节；社会保障则主要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社保待遇双轨制。

税收等再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

2021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亦指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苏海南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调节高收入群体，首先就是税收。“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一定是应征尽征，要征收到位；财产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应该进一步优化调整，不能只按固定的20%税率征收；还要适时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

关于房地产税，目前已在上海、重庆等地进行试点。而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条件是否成熟，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傅昌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开征遗产税，是我国完善制度时可以考虑的选项，无论是对于高收入人群家庭，还是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财富中蕴含着的是劳动和社会关系，简单地把财富给予后代，其实是对后代奋斗机会的一种剥夺。”

而赠与税是与遗产税相近的税种。傅昌波表示：“亲人、朋友之间，财产赠与超过一定的额度也要交税。赠与税的调整和推出往往会跟遗产税同步安排。如果用于公共目的，可以有比较高的免税优惠安排。”

在傅昌波看来，目前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个税大家都可以在手机APP上申报，个人信息采集已经完成，遗产税开征可以采取先试点，然后再推出。”

三次分配不能搞“逼捐”

三次分配主要是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

“三次分配在制度安排上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效补充。”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慈善捐赠是很好的社会润滑剂，不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还可以更好地彰显先富群体的社会责任和美好品德。

在三次分配中,企业该如何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2021年11月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他同时强调：“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应该看到，作为三次分配的公益慈善依然需要完善。傅昌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民间慈善的愿望和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慈善领域受到一些限制。建议在慈善事业的准入和鼓励的政策、监管和自律等制度层面，进行优化和调整。”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