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宋杰 | 上海报道

11月25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根据相关法律，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难产等情况适当延长。这也就意味着，上海女职工的产假与生育假相加，生育期间可有158天假期。

同一天，浙江新修改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也延长了妇女产假，增设了育儿假、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假期最长总计可达188天。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初步统计，截至11月27日，全国已有30个地区宣布加码生育福利，延长生育假期/陪护假期，其中女方最长为190天，最短的有128天；男方最长30天，最短7天。

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称陕西三孩产假拟增至350天。

新政策受到普遍欢迎。不过，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年轻女性担心育儿假是否能真正落到实处，会不会给女性就业造成困扰。尤其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可能会带来产妇岗位被顶替风险上升等问题。

长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介绍说，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速放缓，过去10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10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这些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决定》，明确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11月25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上海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简化认定情形，不再对再婚夫妻之前生育的子女进行合并计算，同时将生育假由30天延长到60天。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阎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本次修订《条例》的总体考虑是：遵循法制统一原则， 既与上位法修改的主要内容相衔接，又充分结合上海实际。

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就《条例》实施中有关问题的解答，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上海市三孩生育政策从2021年5月31日（含5月31日）起正式实施。

按照《条例》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在其子女年满三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五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在实际执行中，育儿假按照生育的子女数量计算天数。每年的育儿假原则上应在当年使用，可以连续使用，也可以分散使用。

 顾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各地延长产假的消息一出，网络上“多给几十天产假，就愿意生吗？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等相关话题就冲上热搜。

有女性网友发文称：“多给的假期其实挺让人为难的，职场女性可能为了消除企业的顾虑，得不停地做保证，‘我不生，我只生一个，我只休三个月’。”

还有的网友表示，现实问题是“养得起才愿意生”。她们认为，产假本身涉及各方面利益，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只是单纯地增加产假，对女性就业会产生影响。

“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好了，彩礼的门槛也高，我们这里结婚除了要彩礼之外，还得有房有车。现在养孩子的费用也高，大家不敢生。此外，年轻人还想要过二人世界，不想那么早生孩子。再说，那么长的产假，大家也会担心，休完产假以后自己的职位会被别人占了，那么自己回去之后是不是又要从最基础的做起呢？”市民刘小姐对记者说。

有公开调查显示，“没人带孩子”是育龄妇女不愿再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7月，国新办就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会上公布信息显示，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比较大。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21年最新调研显示，接受调研的家庭中95%的家庭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有需求，其中需求较为强烈的家庭约占84%左右。

某私企HR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如果未来又是三胎 又是假期延长，真的不敢招未孕的女性了……”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就有3个休产假的。

“我们是做换装体验自拍馆和摄影摄像服务的，90%都是女员工。”上海鑫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对于私企来说，女员工找工作今后确实会增加难度，因为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人力成本。

“当然，‘难’也是相对的，也得看个人能力是否有不可替代性以及企业或者说老板的包容度。其次，还要看行业，目前互联网发达，线上办公的场景越来越完善，很多行业对于坐班与否并不看重，大部分有责任心的员工即使休息在家也不会落下自己的工作，企业与员工永远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只要能达成默契，影响不会太大。”该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建议

在鼓励三孩和生育假延长60天的政策下，女职工权益保护面临新的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务院特贴专家曾刚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社会福利特别是对老人的保障好了，人们自然而然生孩子的欲望就降低了。这是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曾刚指出，从我国现实来看，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各地“女方延长产假，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从根本上降低育儿负担、解决谁养孩子的问题。

例如，可以规定母亲或父亲一方可以享受育儿假期，从而避免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可以要求大型用人单位必须配置托儿所，从而解决上班带娃的难题；可以扩大幼儿园、小学的教育责任，以及公安、治安单位的安全责任，从而将家长从接送、辅导孩子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一句话，就像我国从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一样，逐步推进家庭育儿向社会育儿的转变。

DHH上海合伙人律师、浦东新区女律师联谊会理事张宁近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了鼓励生育背后可能会面临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张宁律师认为，在女职工“三期”（注：女职工的三期是指“孕期”“产期”“哺乳期”）期间，用人单位不仅要保留其岗位、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还要承担另外找人顶替其工作的用工成本，用人单位势必更加谨慎地选择和招录处于婚育年龄的女性，一些用人单位会将风险和责任转嫁给女职工个人。

此外，生育和抚养孩子需要耗费女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职场女性更要面临家庭和事业的双重考验，每一次生育都意味着一次职业中断，在此期间，女职工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工作效率难以恢复至产前，导致晋升通道狭窄，一些女职工不得不放弃固定工作，选择更有弹性的灵活就业方式。因此，张宁律师建议用人单位进一步加大对女职工的职场关爱和激励，营造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职场环境。

张宁律师还建议各级工会组织广泛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建议，倾听女职工的心声，推动相关制度措施制定完善，树立解决人口出生率低下问题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意识；履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职责，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的生育权、劳动权；为“三期”女职工提供多形式个性化的服务，关注她们的心理健康，帮扶困难女职工，解决“三期”女职工的实际问题。

除此之外，工会可给予一定的激励机制，如对于企业招收女性易孕期年龄段的女性给予税收减免等政策，以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首先要在法律与制度上保障女性的平等合法权益。其次要提高男性家庭劳动和带养孩子的参与率等。最后，需要逐步完善制度的实施，系统化设计更有利于制度的推行。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解决。”张宁律师对记者表示。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23期）

2021年第2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