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本书中，林毅夫、姚洋、薛兆丰等（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的11位教授，从自身经历、学术背景等出发，表达了他们对于学习经济学、认识自我、认知世界的看法，与读者探讨经济学、学习等话题。

在本书的开篇，林毅夫畅谈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经济中心转移、经济理论创新和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等问题。他说，如果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从此真正理解经济学、投身经济学，甚至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师，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和全球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做出理论研究或政策分析上的贡献，那将是最大的期待和荣幸。

以下内容节选自《经济学第一课》。

文| 林毅夫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到2025年前后将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700美元）。目前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这将增加19%的人口，使全世界34%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在人类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的成就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在我看来，那就是中国把实现经济增长的道理总结出来，进而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奔向现代化。这是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是对过去现象的观察总结，而社会是一直在变化的。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受条件变化的影响。如果条件不变，那么按照理论去做就没有问题，这就好比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剑其实是很好的办法。但如果船动水流，那么刻舟求剑就是愚蠢的方法了。

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法治条件、各种技术的发展水平等也都不一样。比如，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只有经济发展了，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一是现有产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好；二是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从而把劳动力、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不断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重要机制，即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力生产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产业技术水平也是最高水平，产业附加价值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要想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相比之下，由于原有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价值也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除了自己发明创造，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或引进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前提条件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式有本质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认真了解这种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论著里不会教“怎么去模仿”，更多是教“怎么去发明创造”，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就像在流水中刻舟求剑。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一直适用于自身，因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条件也在变化。

来自中国的理论能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来自中国的理论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参考借鉴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路。

比如，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糟，大家都认为它不可能发展起来。其实，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设施也很糟糕，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根据中国经验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据此做了试点，结果立竿见影。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繁荣，一定要结构转型，推进工业化，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制造业工人。但在营商环境很差、基础设施“欠账”较多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如何快速地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中国的经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等，在这些园区里把基础设施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以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普遍不好的情况下，迅速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2011年3月，我见到了埃塞俄比亚当时的总理梅莱斯，向他介绍了上述思路，他接受了，并付诸实行，只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改变了大家对埃塞俄比亚原有的印象。在2012年之前，大家都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环境很差，不可能成为现代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而从2012年到现在，尽管埃塞俄比亚在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不断下降（从2012年的第111位降为2018年的第156位），但是在过去5年，其经济年均增长10%，是吸引外商投资最多、工业化进程最快的非洲国家，外商投资额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两番。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学习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局部的工业园区内创造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埃塞俄比亚旁边有一个内陆小国叫卢旺达，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于2013年9月通过使馆跟我取得了联系，希望能见面谈一谈怎么发展经济。可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我正好要去乌兹别克斯坦。结果这位总统在北京等了两天，到北大跟我谈了一个下午才离开。他是现任的总统，所以这个故事比刘备的三顾茅庐还感人。

在此之前，非洲国家所用的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看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就试图去拥有发达国家有的，按发达国家做的去做。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己有什么来确定能做好什么，然后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创造条件把能做好的产业做大做强。这是参照系的根本改变。

中国固然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过去40多年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为何在那么低的起步条件和总体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成功的道理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新理论来自新现象，中国的现象肯定是新现象，绝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如今的中国，的确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同时又能本着“常无”（以新生儿的眼光观察世界，不为过去的理论或经验所局限）的心态来观察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才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抓住时代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会。

（本文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略有删减）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