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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致力呵护和培育税源

只有维持资本的持续投入,才能扩大税源

所有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包括政府税收、居民收入在内的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无论是开放抑或是创新,无论是改善营商环境还是推进市场化发展,其本质目的都是:通过经济生态的持续优化实现更具效率的经济增长直至实现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

文|关浣非

税收是国家(政府)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直接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取得财政收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税收乃国家之命脉、兴旺之根本。

所有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包括政府税收、居民收入在内的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而无论是开放抑或是创新,无论是改善营商环境还是推进市场化发展,其本质目的都是:通过经济生态的持续优化实现更具效率的经济增长直至实现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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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家税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要素的投入规模和结构及其效率会影响到一经济体的税收,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程度及资本化程度也会影响到一经济体的税收,同时一经济体的税收水平也会影响到其本身的税收变化。如美国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在1974年运用现代计量方式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当税率在一定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在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中,资本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只有维持资本的持续投入,才会带动其他要素的持续投入;只有不断扩大资本的投入,才会不断扩大经济增长规模,也才能不断扩大国家税收的来源。相反,投资趋减的结果必然是经济下行,而此种情形下欲打扩大税基、提高税率的主意不仅很难达到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传导和辐射效用,经济下滑的压力将会变得更大。

要实现共同富裕亦依赖于二次分配,而且应主要依靠增加财政收入。而要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增加资本的持续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只有真正形成了有利于各类要素充分释放效率的一次分配制度体系,才会为优化二次分配创造更为坚实的财富基础。

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长趋缓,中国财政(仅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本告别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另一边,财政支出逐年攀升,财政收支缺口总体呈现扩大趋势,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2020年受疫情冲击,财政入减支扩,收支缺口达到6.27万亿元历史峰值。据之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1)》,对“十四五”时期财政收支所作预测显示,除了受去年低基数等影响,今年财政收入增速显著提升外,“十四五”期间财政收入增速将继续放缓。但财政支出仍保持一定增长,平均财政支出增速将在7.5%以上。相比于2020年,在不考虑改革的情形下预测,2021年财政收支缺口会缩窄至约4.7万亿元,但此后几年缺口规模将呈扩大趋势。这无疑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收支前景发出了预警,同时也昭示了需从多方面致力呵护和培育税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实现一国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无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立足于呵护和培育税源,从多方面系统发力才能有所成效。当前,应在稳定市场预期上多做努力,包括在深化制度性开放、鼓励资本投入、扶持民企发展、鼓励创新、控制体制成本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能保持在一种相对高昂的态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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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稳定资本的预期和投入,首先就要从严密和完善制度入手,清晰所有资本有序活动的内涵、外延及禁区,进一步减少对不同背景资本厚此薄彼的现象。要认识到,对外开放是为了引入更多的资本,创造更多的就业和财富,开放必须法治为根,保护竞争,保护产权。而在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致力于建立可灵敏反映经济活动表现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能客观反映对内、对外资金价格及效率的货币市场,这对持续吸引资本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要从积极吸纳国际资金的战略角度出发,多维呵护本国企业的海外融资渠道和平台。

降低制度成本,提高政策指向的前瞻性、准确性及连续性,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政策都存在出台时机、力度问题,即使是好的政策若出台时机不当,或者是力度偏差较大,都可能造成事倍功半之效果。在当下及未来,为了实现国家财富及国民财富积累的目的,一方面需要致力形成保护财富增长的制度环境、系统建立呵护及培育税源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创新、鼓励资本有序创建、催生新经济业态的政策体系,及时消除一些容易引起歧见的灰色政策空间。

国有企业无疑是获得要素最为便利、占用要素规模最大的经济组织。国企的经营效率如何,既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又关系到国家财富积累水平。长远看,国企能否致力形成在无国家信用背书的条件下的自我发展机制和能力,则是真正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方面。为此,须从体制和机制根本方面着手,建立更严谨的国企要素占用评价体系和效率评价体系,约束国企为国家财富积累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同时,降低其他背景企业可流动的要素占用成本亦是提高社会财富创造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提高要素配置、占用的市场化程度仍将是中国未来培育税源所应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言而喻,致力减少财政资源的不当使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呵护税源的一个长期努力任务。

在呵护和培育税源方面,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发展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主要靠要素的投放推动经济增长,资本等要素的持续投入是保持税源充裕的基本前提。

当然,从根本上说,呵护和培育税源是与尊重及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根本相连的,没有企业家阶层的逐步扩大和成熟,就不会有一国税源的扩大和巩固。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强国不是对企业家予以必要尊重的国家,没有一个强国不是鼓励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国家。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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