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年前，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前作《大繁荣》中肯定了大众创新的重大意义。这次，费尔普斯联合几位经济学家，聚焦创新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深入阐释大众观念如何营造积极工作氛围、推动经济增长，最终推动国家繁荣等重大议题。

对西方世界来说，如何摆脱创新系统性衰退的困境？对中国来说，如何挖掘创新更深层的潜力？本书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和可以借鉴的经验。

以下内容节选自《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大众创新、经济增长和工作满意度与社会所信奉的价值观有关。目前，西方国家存在着超乎寻常的不满和分裂情绪，表达了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巨大疏离和不满。

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诠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去弥合这种疏离，并消除不满？

巨大疏离

不满是多样化的。而在每一种不满中，都有创新，或创新损失的身影。

一种不满是对经济增长或增长失速的普遍失望。正如瑞·达利欧（编者注：桥水基金创始人）在评价美国，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时所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数十年几乎或完全没有出现过真实收入增长”。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比他们的父母高出很多。这反映了整个西方自半个世纪以前始于美国、后传至整个欧洲的持续经济衰退，即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

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来自硅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只是暂缓了这种损失。

创新的下降带来一系列综合病症：不仅工资增长放慢，而且投资回报率出现长期下滑——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这些病症反过来又导致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严重萎缩和投资的减少。在一些国家，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和令人满意的职业大范围消失了。

这是十分不同寻常的。我们要回到1945—1975年二战后的英国或早至1918—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才能在重要的西方经济体中看到这样的停滞。西方各国，尤其是那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正强烈需要重获经济的高增长和人类的繁荣。

除了总体上的收入增长放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另一种不满情绪在某些国家愈演愈烈。那就是在一些西方经济体中，中等收入者的相对工资下降，通常是那些留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制造业或采矿业的工人。

更鲜为人知的是来自内部的竞争：城市中有较高能力的人群通过掌握新的技术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而大部分农村人口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这些处于工资分配中间位置的劳动者未能跟上那些攀上了分配顶端的人。由此看来，大部分创新损失拖累了所有收入的增长，而仅有的创新更多地提高了城市工资而不是农村工资，从而造成了农村地区相对收入的损失。

这种未能“跟上”的现状使工业和农村地区的劳动者群体陷入痛苦之中。有人认为，他们会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他们被有意“抛下”了。在法国，农民和卡车司机以暴力抗议作为回应。而在个人主义有着坚实土壤的美国，人们则寄托于毒品和改换选票。

过去，面对这种形势的工人会迁移到城市，希望能找到与以前工资水平持平的工作。而现如今，随着创新在大多数行业普遍衰落，这些工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无法足够快地找到工作，由此产生的成本和压力就不划算。

必须要说，激起中等收入劳动者愤怒的不仅仅是相对工资的下降，还包括腐败、竞争壁垒、任人唯亲和其他阻碍人们拥有“公平待遇”感觉的障碍。他们缺少使大多数人得以成功的关系或“条件”。

此外，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一些劳动者群体聚集的地区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他们没有公平地得到他们应有的政治权益，无论真实的情况如何。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应对方式是民粹主义政党近几十年来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出现。

如果自主创新没有严重衰落，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这种疏离和愤怒的反应将会大大减少。

显然，在一个回报性工作机会非常少的国家，很少有人还能寄希望于过上美好的生活。如果很多人都缺少自主、成功、兴盛以及最低限度的自立的满足感，那么一个国家也将走向分崩离析。

重获增长与繁荣

重新实现普遍的繁荣和快速的工资增长，需要使主要经济体恢复自主创新水平，而这是过去50年来主要经济体始终无法解决的巨大损失。

一个国家的高自主创新水平来自人民的活力，即他们对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这种活力依赖于以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概括的现代价值观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强度。我们发现现代价值观通常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传统价值观则具有负向影响。

这些发现指出了前进的道路。要重新获得创新的高“欲望”，它对于培养“积极的”价值观而不是“消极的”价值观非常重要，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要“强调积极”。

然而，活力不但需要“欲望”，也需要“能力”。目前，有大量政策、法律和交易在妨碍或阻止有新想法的人进入。恢复反垄断政策将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剥离过度监管对很多未来的创新者来说可能会有巨大帮助。避免强大的公司与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的紧密联系也是有益的。另一项关键的措施是尽量减少创办企业、登记财产或获得建筑许可所涉及的办事程序。

接下来，国家怎样才能对“新竞争”的受害者做出最好的回应？当因生产率增长过慢或停滞而无法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时，劳动力市场就不会再以教科书式的平滑状态运行，因此对于现在的劳动者来说，重新攀登阶梯要比先前困难得多。恢复高创新水平有一个理想的副作用，那就是帮助这些工作者重新回到他们原有的相对工资水平，也就是重返他们原先所在的梯级。

最后，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将会带来或已经带来的自动化的增长？首先，如果总的创新带来足够的资本节约，从而最终逆转由自动化造成的劳动力节约，那么粗略地说，社会将只有赢家。其次，政府可以为每家公司雇用低薪工人提供补贴，以使它们更多地雇用这些工人，从而在就业低端抬高工资率。我们也可以扩大所得税抵免范围从而像帮助家庭那样去帮助个人。这样，社会就可以保护工人群体不会因机器人而丢掉工作。

“工作”是根本性的。从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到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约翰·罗尔斯和阿马蒂亚·森，再到社会学家贡纳尔·缪尔达尔和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许多伟大的学者已指出这一点。

（本文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略有删减）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3期）

2021年第1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