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 |北京报道

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九号院”（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走出的精英之一，现年74岁的卢迈有着众多身份。他是归侨子女，是老三届，是知青，是工厂工人，是杜润生的得意门生，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掌门人”……这些身份无一不折射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1997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卢迈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彼时，基金会并没有被赋予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其宗旨只有一句话：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200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下称“论坛”）破土而出。至今，论坛已经走过22年，搭建起了国内外企业界、学者和中国政府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执掌基金会也使得卢迈进入公益行业，积极投身儿童公益事业。他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社会公平和偏远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十几年来，卢迈行走奔忙，致力于保障贫困地区儿童平等发展，推动了“阳光校餐”“山村幼儿园”“慧育中国”等10余个项目落地，建立起一套全面帮助弱势儿童的体系。

一系列研讨、评估和试点，为国家政策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决策支撑。

卢迈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我们的目标还有推动政策的变化。”

“在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中，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卢迈直言，一提到乡村振兴，不少地方就想“花钱盖房子、添设备，而不愿意去做软件方面的工作”“我们多做一点公共服务，有目标地去帮助低收入人口，这在未来会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使全社会受益”。

在采访中，卢迈向记者展示“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受益儿童婷婷的变化。

直面问题，得到外方赞许

“当下，论坛的作用好像更凸显了”

1997年，基金会成立之初，并没有被赋予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其宗旨只有一句话：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很快，基金会就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时值中国加入WTO前夕，迎接全球化要求中国与外方有更好的交流和沟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后提出，希望中心也能办一个沟通对话的论坛。

2000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破土而出。论坛选择国际企业界作为主要交流对象，坚持以跨国公司董事长、CEO为主体，邀请国际组织负责人、学者、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参与对话。

这有其特定原因。卢迈说，在西方社会，企业家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很大，且他们也往往对中国有所了解。通过企业家进行沟通，更容易使国际社会听到中国声音。因此，论坛一开始就确立了这一目标以及“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

论坛每年都会围绕一个主题，邀请中国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与国外的企业家、学者进行对话和沟通。

从2000年的“中国2010：目标、政策及前景”，到2009年的“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再到2017年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以及今年的“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论坛主题始终紧跟中国发展方向、决策层意图和政策导向，同时也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论坛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卢迈说。

源于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论坛一开始就确立了高规格，对外方非常有吸引力。参会嘉宾有明确的预期——参会就有机会见到中国国务院的领导。因此，每年，总理会见出席论坛年会的境外代表都是年会的高潮环节。

筹备论坛是一封封信的联系、一个个题目的讨论，以及邀请嘉宾、接机、住宿等等极其琐碎的工作。“但只有经过这样细致的工作，才能把论坛办起来。”卢迈说，在每年论坛年会筹备期间，所有工作人员工作状态均是如此。

今年，论坛以“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为主题，对中国“十四五”时期的宏观政策取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技术革命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今年，论坛也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进行了议题设置。

“当下，论坛的作用好像更凸显了，这也有点超出我的意料。”卢迈直言，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不乐观的形势下，本届论坛年会成功举办。李克强总理和多位部长出席讲话，还有190多位学者、专家、企业家对外发声。论坛较好地将十九大精神、“十四五”规划介绍给全世界。另外，进一步巩固了与企业、学者、专家之间的联系。

“我们也不回避问题。”卢迈说，在今年论坛的筹备过程中，有许多外方在香港有生意，因此对于香港的未来非常关注。因此，论坛首次举行香港专场闭门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与超过30位来自全球的商界领袖进行交流对话。“如果是特区政府单独去发邀请，企业可能会考虑是否参加，但是有了论坛这个场合，问题就相对简单了。”

论坛始终坚持不回避问题、直面问题、回答问题。事实上，2020年论坛年会就针对香港问题、新疆问题都进行了闭门讨论。开诚布公地沟通，得到了外方的一致赞许。

“我们需要考虑，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朋友越多越好，因为必然会有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想要迟滞你的发展。”卢迈说。

卢迈介绍说，论坛也总结出一些交朋友的经验，一是态度要真诚。总理每次都讲，欢迎嘉宾们给中国政府提意见建议，听取意见。二是承认对方的贡献，多位领导都讲过，跨国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也是中国发展的参与者。承认他们所做的贡献，而且给予鼓励，是非常好的方式。让他们现身说法，在中国进行投资、做出贡献，证明所谓强迫劳动等问题并不存在。

“请很多政要、名流并不一定有吸引力。相反，企业家们对于同行之间相互交流也很看重。有些前任、现任政要，看到商界领袖参会，也会想要出席。”卢迈补充道。

卢迈与山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幼有所育”，补齐儿童发展短板

人力资本投资是最有效的反贫困政策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卢迈最常提到的词就是“孩子”。他始终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最有效的反贫困政策。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比投资于弥补后期不平等更有效，更能塑造未来。

10余年来，基金会构建起一套全面帮助弱势儿童群体的体系——“阳光校餐计划”，旨在推动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生营养改善；“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为6～36个月儿童的家庭提供每周一次入户养育指导，促进幼儿的认知发育；“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为偏远脱贫地区3～6岁在村儿童办幼儿园，让山村孩子享受学前教育服务；“赢未来：职业教育提升计划”提高贫困地区青少年职业技能……10余个项目涵盖从孕期到就业的全过程。

如今，已经有近30万儿童通过这些项目受益。基金会用于这些项目的支出总额累计达近6亿元。

“这些项目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营养，一是教育。”卢迈说，儿童早期尤其是0～6岁，这是一个人大脑、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此时适当干预，保障正常的营养和良好成长环境，对于孩子未来发展能够产生长期的影响。基金会这些年的实践见到了成效，也积累了很多数据。

“孩子们等不起”

上没上过幼儿园，对未来发展有明显差别

我国高度重视学前教育，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后，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由2010年的56.6%提高到2020年的85%。但是，剩下15%的孩子可能要到2035年才有机会全部入园。

“孩子们等不起。”卢迈强调，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弱势儿童来说，上过幼儿园和没上过幼儿园，对未来发展有明显差别。这已得到基金会10余年评估数据的证实。

2009年9月，基金会先后在青海乐都和云南寻甸开展“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试点。基金会委托北京大学在乐都进行的调研显示，贫困地区 3～6 岁幼儿认知发展水平不足城市儿童的 60%，语言发展水平只相当于城市同龄儿童的40%。

但按照学前教育相关政策，财政资金仅能触达乡镇中心幼儿园。这意味着，不少农村孩子面临着无园可上的困境。

“农村地区幼儿居住分散，送孩子到乡镇幼儿园，对幼儿家长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卢迈说，缺少村一级学前教育，使得留守、家庭经济能力有限、处境不利的儿童基本失去了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

因此，“山村幼儿园”选择送教到村，园点设在公办园覆盖不到、民办园不去办的村寨，受益儿童多为偏远、相对贫困地区的处境不利儿童。基金会则向社会筹措资金，负责支付幼儿园运行费用、师资培训等。根据基金会规划，“只要村子里有10个适龄学童，基金会就去建设一个幼儿园”。

“山村幼儿园”项目效果显著。

如今，距乐都的“山村幼儿园”试点已有12年，第一批受益学生已经升至高中。2019年，基金会从山村幼儿园儿童发展水平、入学后心理和智力发展水平、幼教志愿者教学质量等多个角度对效果进行了评估，数据令人惊喜。

而考试成绩则更为直观。2019年，乐都中考结果显示，81.4%的山村幼儿园毕业生能够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录取率仅次于县城公办园毕业生。而未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升入二本以上的机会仅有19.60%。

“尽管职业高中与技术学校也是一种选择，但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对于他们未来的个人发展境遇会有很大影响。”卢迈说。

“山村幼儿园”的成本并不高。据基金会测算，一所幼儿园一年的投入约为3万~5万元，其中基础设施部分不到20%，幼教老师补贴和培训占总成本的50%以上。

“山村幼儿园”增强了地方政府对普及村级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地方政策的出台，撬动了地方财政投入。青海、贵州、云南、四川等多省份参考“一村一园”模式，制定了当地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具体措施。山村幼儿园得以稳定发展。

但仍有一些孩子面临着无园可上的困境。

卢迈分析指出，按照每年出生人口1500万测算，当前85%的入园率，这意味着剩下的15%，一年未入园的儿童有近250万，三年（0～3岁）就有近700万～900万。

他多次建议，应当从顶层设计上设立国家专项，以专项资金的方式兜底这些底层儿童。

2012年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山村幼儿园”计划启动，设立 26 所山村幼儿园。2015年底，阿勒泰地区全区推广吉木乃县模式，启动“雏鹰工程”，地区财政设立专项基金奖补“一村一园”，每年安排 1000 万元以奖代补资金。全地区学前三年入园率由此提高到95%以上。

卢迈曾多次呼吁将发展山村幼儿园上升为国家政策。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是，能够令项目获得专项资金，上升为顶层设计。

2017年12月，新疆成为全国首个试点实行15年免费教育的地区。在这之前，新疆基本实现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免费教育，在财政的支持下，南疆四地州已普及15年免费教育。

“如果各地都能如此，我相信，脱贫攻坚下一步的乡村振兴会有更好的成效保障。”

促进社会公平，更应从儿童发展入手

基金会为何聚焦儿童发展公益事业？

“这主要是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卢迈说，促进社会公平有很多方式，其中，从儿童发展入手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非常重要。

这源于基金会对于社会公平的研究。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基金会组织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报告出炉后，在国际上影响甚大，并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杰出政策分析和影响奖”。

在组织研究过程中，基金会开始关注社会公平和发展问题，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反贫困与儿童发展的实践。

2007 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广西都安县和河北崇礼县开展了“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的试点项目，为 2000 名学生所在学校提供食堂供应的午餐，以改善其饮食的营养状况。

这些项目试点的开展，为政策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决策支撑。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正式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下称“营养改善计划”），旨在改善农村学生营养不良状况，促进农村儿童健康成长。

校餐项目也是卢迈眼中最为成功的项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我们的目标还有推动政策的变化。”卢迈说，“校餐项目明确瞄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不包括县城，更不是大城市。大城市的校餐，主要是家庭付费，有商业驱动。但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就在农村，在乡镇和村小、初中的孩子们身上，非常见效果。”

业内评价认为，这极大提高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及偏远地区的儿童早期教育机会公平和质量，推动了儿童早期的发育与发展。

卢迈指出，营养改善计划为每个学生每年补贴800元，“这在许多城市还不够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开销，但是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而言，这几乎占据了家庭收入的10%。”

“我们多做一点公共服务，不是说均等化，而是说要有目标去帮助低收入人口，未来会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使整个社会受益。”卢迈表示。

卢迈带领基金会团队赴项目地区调研

“多做一点人的工作”

不少地方一提乡村振兴，就倾向盖房子、添设备

“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则是面向更低龄儿童的项目。

2015年，基金会进一步开展了“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计划采用入户家访为主、辅助以亲子活动的方式，针对6～36 个月婴幼儿，为一些山村家庭提供可及和有质量保证的早期养育指导。

项目启动之初，基金会开展的调研显示，贫困地区 6～24 个月幼儿贫血率较高，部分地区可达到 65% 以上。幼儿认知、动作、社会性等领域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地区，部分地区经筛查正常的儿童比例甚至不到半数。

家住毕节市大银镇的婷婷是家访服务的受益儿童之一。婷婷的实际监护人是65岁的奶奶，但她身患残疾，右脚比左脚短了10厘米左右。父母都是聋哑人，母亲还患有精神分裂症，生活不能自理。

婷婷的智商正常，但发育迟缓。家访员第一次去婷婷家时，婷婷还不会走路，一看到陌生人就露出了胆怯的表情。孩子每天的活动范围仅有一个炕头，害怕与外人正常交流。

接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在家访员的引导下，婷婷无论是语言、认知还是理解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实，家访一次只需要30元。这在许多城市，仅是一杯咖啡的价格。

“生命早期1000天”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一个人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近年来，这一概念在城市深入人心，但许多相对贫困地区还没有这方面的理念。

“很多人觉得孩子吃饱了就行，对于营养、教育问题并没有意识。不少年轻父母外出务工，孩子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带大。”卢迈说，“看到这些案例，你会觉得太可惜了，可以付出努力，帮助孩子们改变现状。”

目前，该计划在11个县开展了育婴辅导员，有15000个孩子接受了家访服务。

“乡村振兴，应重点从儿童发展入手。现在一提乡村振兴，不少地方就倾向于花钱盖房子、添设备，而不愿意去做软件方面的工作。”卢迈向记者表示，一次性投入最简单，盖房子、修路，马上就有政绩，也可能给本地就业带来直接好处。但儿童问题更为根本，且家访员、幼教等也是就业形式。家访员本身都是在村父母，他们经过培训后上岗，帮助了他人，也解决了就业问题。

然而，真金白银的支持并不容易获得。卢迈直言，有些部门，讲各自利益多、讲困难多，讲长远少。

他告诉记者，在基金会争取各方支持的过程中，有领导干部能够意识到儿童营养、教育的重要性，对方会说：“我小时候没有校餐这么好的条件，如今身体才这样。”但是，要让他们真为农村出钱支持，却做不到。还有人提出，担心资金有跑冒滴漏等问题。其实，且不论国家对于扶贫资金的严监管，仅基金会自身而言，就能够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监管，严格落实资金用途。

卢迈直言，国家在涉农领域的财政支持并不少，近年来，每年“三农”补贴规模能达1万亿～2万亿。但这些资金绝大多数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养殖等方面，应更多从生产性开发转向人力资本开发，“多做一点人的工作”。

他说，最近基金会在积极与农业部门沟通，希望能够为帮扶更低龄儿童争取到相关资金。

“无论是接受了家访服务的孩子，还是30万接受了学前教育的孩子，但这些还远远不够，真正的关键在于剩下的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卢迈说，“所以，政策要为这些孩子托底。我们始终认为，对这些孩子教育、帮助，是帮助他们向上流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重要的抓手。”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0期）

2021年第1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