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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下的新挑战

在4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来自各国的政要、企业家、学者认为,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可以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机构改革与完善、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方面更加积极有为,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多做贡献。

2021年第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21年第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琦|海南博鳌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卫生防疫合作、贸易保护、贫富两极分化、气候变化、数字化鸿沟等全球性挑战更为凸显,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新要求,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方案。

贸易、投资、金融深度融合的亚洲,已通过自身实践表明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多边合作的成果与意义。

在4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来自各国的政要、企业家、学者认为,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可以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机构改革与完善、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方面更加积极有为,为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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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下的全球经济,要合作不要对抗

回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让全球治理体系的部分失灵凸显出来。此前已存在的大国竞争加剧、全球合作受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随着疫情发展变得更加显著。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报告认为,亚洲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但经济表现明显好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报告称,政企携手推动可持续复苏,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

后疫情时代,大国关系将向何处去?如何完善和重建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各国的经济复苏进程将面临什么困难?众多国内外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进行了讨论。

世界经济未来或呈现“双轨”态势

《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报告显示,202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进一步提升至47.3%,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区域合作继续深化。贸易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疫情并未使亚洲的全球价值链中心出现转移,经济体之间的服务贸易联系增强,数字贸易在疫情下加速发展。展望2021年,亚洲经济将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5%以上,疫情仍是直接影响亚洲经济表现的主要变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在后疫情时代,必须要意识到两个强大的引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还包括其他一些发达新兴经济体的驱动,但全球经济的恢复程度不同,可能会产生比较危险的分歧。“今年,有三个风险需要我们关注:第一个风险是政策的支持慢慢减退;第二个风险是金融紧缩的速度是否会比预测得更快;第三个风险,疫苗的加速注射会不会在全世界普及。”

她说,有句中国话说得好,“危机就是危中有机”。“我们正面临经济机遇,将我们带入绿色、数字化和包容性未来。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全球经济是如此相互依赖,同时凸显多边合作的价值。”格奥尔基耶娃呼吁为经济复苏滞后的国家提供全面政策支持,避免全球经济出现“危险的分化”。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也认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仍有难度,面临多方面挑战。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财政刺激空间已经很有限,与美国的差距会扩大。他判断,疫情过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会呈现出“双轨、不平衡”的发展态势。“疫情暴发前,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都相对较快,现在他们的增速被拉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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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合作,不要对抗

后疫情时代,建立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将国际贸易拉回到正常轨道,是此次论坛的主题之一,也是与会嘉宾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菲律宾前总理、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阿罗约认为,后疫情时代有三个主要趋势: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中产阶级减少,贫困和饥饿现象增多;三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后疫情时代的各国会有怎样的策略?其中一个策略是根据美国进行调整,因为这一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原则,和上一届有很大区别;另一个策略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也希望增加与中国互动。”阿罗约说,后疫情时代应协商合作,共创经济利益。东盟-中国的框架非常强大,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重点不应该放在分歧上面,应该是文化、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阿罗约的观点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多边主义仍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多边主义的合作基础依然广泛,合作空间仍然广阔。

意大利前总理莱塔认为,如果从疫情暴发之初就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情况远远不是今天这样。他建议,G20可以建立一个不合作成本指数,让各个利益相关方能够去理解合作意味着什么。“我希望欧洲可以和美国携手,一起开启一个与中国合作的新时代。”

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前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则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和中国沟通时都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看到这一点,“‘新冷战’对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各国都不利。马克龙和默克尔的反应给了拜登政府一个很及时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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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带动沿线各国发展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一带一路”成为国际合作中的典范,被屡屡提及。

据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介绍,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互惠贸易累计达到9.2万亿美元。即便是疫情在全球暴发的202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互惠贸易额也达到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7%。

8年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360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设立企业约2.7万家,累计实际投资599亿美元。今年一季度,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2.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4%;沿线国家在华新设立企业1241家,同比大幅上涨44%,实际投资32.5亿美元,同比增长64.6%。

“可以说,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跨境投资都有一些下降,但‘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稳中有进,弥足珍贵。”钱克明说。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发展引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60多个国家连接在一起。“它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可增长的环境,通过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开放市场,有更多的就业以及消费,这就是 ‘一带一路’为何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

阿齐兹说,“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后,巴基斯坦受益良多。中巴经济走廊有3000公里,自从“一带一路”开启之后,已经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变整个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瓜达尔港周围建立了新的城市城镇、市场,迎来了新的投资,‘一带一路’互联了众多不同国家,在今后的许多年,它会继续带给我们市场和机会。”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则用一个案例,说明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的支持可以持续造血,也能做到资金来源多样,且投融双方共赢。

国家开发银行支持的莫拉格哈坎达灌溉项目,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当地政府希望该水利枢纽建成后把雨季的储水调节到旱季使用,彻底改变中部靠天吃饭的原始农业状态。由于斯里兰卡经历多年内战,缺乏资金,国开行以市场化手段帮助斯里兰卡政府构建融资机制,成功实施了这个灌溉项目。

项目建成后,为斯里兰卡主要水稻种植区提供了灌溉用水,还带动了渔业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80%的建设员工都来自当地,民众在就业的同时还受到了技术培训。“2012年项目开始的时候,一个工人的工资只有149美元。到项目开始施工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达到了227美元,成熟技术工人的工资到了568美元。刚开始老百姓是搭公交车去的,后来是骑摩托车,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小轿车。”张晓慧说。

亚洲是保证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虽然让大多数国家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但也有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来维持本国经济,影响了全球供应链。

波士顿咨询全球主席汉斯-保罗·博克纳说,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供应链受到了威胁,苏伊士运河“堵船事故”等进一步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许多企业的运转和供应都出现了问题。

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亚洲货物贸易总额为9.16 万亿美元,相比2019 年同期下降 7.0%。

不过,《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报告认为,亚洲经济体是加强全球疫情防控,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促进贸易与投资的重要力量,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器。

博克纳最近很关心一个来自中国的新名词——“双循环”。在他看来,“双循环”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在为全球合作与竞争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中国所倡导的‘双循环’,关键词是开放。中国不封闭,中国不断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主要的机遇。”博克纳说。

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冯氏集团荣誉主席冯国经认为,过去的几年全球政治氛围的变化,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重要影响。未来各国会区分基本必需品和非基本必需品,基本必需品会依赖国内生产,非基本必需品则会更多全球化。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消费者技术涌现。市场的碎片化越来越严重,个性化定制产品越来越多,所以整个供应链将更加敏捷。这是供应链系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冯国经说,未来大家可能需要通过两三个,甚至更多供应源保证韧性,以便确保供应链安全。

在施诺慕(北京)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泰奥·坦特里看来,大企业应该保护和捍卫中小企业。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期,供应链受到影响,很多时候要仰仗中小企业,大企业在保护中小企业时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可能有哪个大企业包罗万象,所有资源自己都掌握,意大利有很多大公司和中小企业签订了长达数年的合同,以便让整个供应链可以持久存在。要保证中小企业始终是活着的,留得青山在。”

火链科技CEO袁煜明则提出,可以通过新技术来解决产业链的协同问题。他介绍说,国际贸易涉及很多方面,例如海关、港口、物流等,区块链可以让各国共享数据、流程,缩短耗费的时间,提高多方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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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潮流冲击下,WTO与RCEP前景如何

2021年,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周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

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

不过,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冲击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正常运行面临着挑战。对WTO进行改革,已成为WTO成员的普遍共识。

与此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与WTO规则相衔接,与其他区域自贸安排相辅相成,成为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力支持和有益补充。

如何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体系?如何汇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博鳌亚洲论坛上,多位与会者提出解决之道。

警惕WTO政治化

2019年12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因上诉机构法官人数不足,陷入“瘫痪”状态。争端解决机制是WTO三大职能之一(编者注:多边贸易谈判、贸易政策审议、争端解决),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器”,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

WTO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对此很无奈:“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瘫痪,我们希望能够就此尽快达成解决方案。”

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说,争端解决机制的瘫痪使得WTO在过去几年特别没有实效,也有一些成员国不再关注WTO。他认为,新一届美国政府不会继续阻止法官就职上诉机构。

WTO作为多边机构,不仅有发达国家,还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WTO改革中,在发展身份认定方面,也有大量的分歧。例如,美欧等发达国家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并设立退出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规则;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不需重新认定发展身份,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应该予以尊重。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享受特殊和有差别的待遇是必要的。例如,发展中国家要参与电子商务谈判,首先得跨越数字鸿沟。而一些发达国家感觉这个竞赛场不太公平,存在很多的不平衡。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之间,世贸组织必须找到一条前进的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说,WTO改革应注意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赋予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灵活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WTO的平台上进行合作,要坚守WTO的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非歧视和开放。当今世界面临保护主义等挑战,这个时候强调‘非歧视’和‘开放’非常重要。”

除了上述问题,各参会嘉宾也在担忧WTO的过度政治化。

在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看来,政治化使得WTO机构瘫痪、不被成员国所信任,人们必须要选边站队,这是不对的。“如果过度政治化,就会像WTO创建之前一样,没有世界贸易规则。我们现在相互依存,需要游戏规则。”

古铁雷斯也同意WTO总干事的观点,他认为贸易去政治化是必要的,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今天的贸易非常政治化。WTO需要在成员国间达成共识,世界需要支持世贸组织重建。人们总是抱怨WTO的行动速度太慢。怎样才能跟随世界快速变化的步伐,怎么样能使中美关系恢复稳定?我们需要成员国的支持,使得WTO具有生命力。”

新加坡前外交和贸易部部长杨荣文认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或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些区域性安排,在目前情况下就变得更为重要。这些区域的贸易政治化程度不高,可以应用多边贸易的相应规则。“RCEP给印度、美国带来压力,CPTPP给中美、欧洲带来压力,每个人都会变得更为诚实,他们会努力抓住优势来减少贸易的政治化,从而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RCEP是“共识之上的多边主义”

RCEP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2019年,RCEP的15个成员国总人口达22.7亿,GDP达26万亿美元,出口总额达5.2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约30%。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RCEP的签署,象征着全球经济重心已经逐步转移到亚太地区。不管从发生的时机、地点,还是分量来看,RCEP的签署对亚洲和全球经济都有很大意义。“这无疑给整个亚洲和世界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全球化还是有希望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

龙永图认为,RCEP拥有独特的分量。RCEP不仅涉及关税减让、边境检疫、争端解决机制等传统领域,更涉及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电子商务等过去的自由贸易协定很少涉及的领域,范围很广,而且有很大潜力去深化新领域协商。“我觉得RCEP只是我们走向亚太区域合作,走向区域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一步,它绝不是一个终点,只是一个开始。”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看来,今后甚至长达半个世纪,世界经济中心都会在亚洲地区。“由美国倡导的所谓民主共同体,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而RCEP所代表的多边主义,是基于利益、基于发展之上的多边体。RCEP是‘共识之上的多边主义’,不是哪个国家强加的,这是新类型多边主义。”

RCEP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为亚洲及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但15个成员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屡屡为外界所担心: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共同商谈一个比较全面、充实、高水平的自贸规则,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有多大?

中国财政部关税司司长蔡强介绍,RCEP经贸规则体现出一个很鲜明特点,即以发展为导向的规则和以标准为导向的规则并行推进。“发展为导向的规则,主要照顾各个成员体的发展需求,而以标准为导向的规则,侧重的是对标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所以在规则谈判中,需要兼顾统一性和包容性,可以说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未来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树立了一个解决方案。”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伊莎贝尔·杜兰特认为,RCEP非常动态化,会进一步促进地区竞争力提升。RCEP不同成员国之间多元性非常强,因为存在不同的发展水平。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优势,经济结构不一样可能会带来不同动力。

郑永年说,亚太地区有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基于发展和利益之上的多边主义更有利于地区整合。

据悉,中国已为RCEP正式生效做好准备。“现在中国万事俱备,只等签署生效。” 蔡强透露。

值得注意的是,RCEP签署国中包含日本、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也是CPTPP的成员。这些国家将在这两个协定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也引发了嘉宾们的热议。

自正式签署RCEP后,中国多次释放出考虑加入CPTPP的积极信号。

这两个协定有没有可能融合?龙永图认为,关键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我最希望的是看到RCEP和CPTPP在将来某一个时期,能够采取某一种形式融合在一起,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一个贸易协定,这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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