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浣非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四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这无疑奠定了支撑香港实现由乱及治的重要法律基石。而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有500多字专门阐明了香港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风险管理中心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这些重要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既为香港正本清源清除了困扰多时的社会阴霾，又明确指出了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将会予以重要支持的方向。

然而，对香港而言最重要的是，香港全社会能否充分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清醒认清自身发展的优劣势，扬长补短，真正清晰各行业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以持续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争取在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香港在改革开放40余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看，一方面香港是中国外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另一方面香港一直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主要桥梁。而随着内地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产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国际经贸网络的逐步扩大，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断对香港的服务功能产生新的要求，香港逐渐显露出某些需要补齐的短板，需要更多地探索可服务于内地与世界合作的潜在领域，积极发挥香港已嵌入发达市场体系的渠道和平台优势，打造双向渠道。一方面继续帮助内地企业和产品进入国际循环中，另一方面则要在为中国实现某些产业高端化过程中扮演引进先进技术、发挥重要国际联络人作用的角色。     

制约香港发展的不利因素

无论从中央支持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着眼点看，还是从提升香港竞争力的努力方面看，首先需要看到数年来制约香港发展的一些不利因素。具体包括：

聚集不经济。香港社会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多年来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影响较大的是营商成本的急剧上升，而其中根本原因是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从2004到2019年的15年中，香港家庭住户的每月收入中位数仅增加78%，而同一时期，香港的房价飙升了391%。这无疑会带来企业营商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的急速提升，在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里，必然会带来严重的聚集不经济现象，抑制自身的竞争力。   

科技创新领域有限。由于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故香港的科技创新还仅限于一些高等院校，而且创新的领域也相对狭窄；同时香港又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本身市场规模有限，缺乏科技产业化的市场基础，这也使香港在一定时期出现了创新动力不足的局面。

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低。香港政府把下列两类企业界定为“中小型企业”，即从事制造业而在香港雇用少于100人的企业；从事非制造业而在香港雇用少于50人的企业。在香港逾百万的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比高达98%左右。这些企业虽经营灵活，但却极难转型，一遇突发风险，经营状况会急转直下。例如，香港中小企业在第四波疫情的冲击下，所有行业的细分指数均录得不同程度的跌幅。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月的调查结果，中小企业业务收益的现时动向指数从2020年11月在收缩区域的43.0显著下滑至2020年12月的35.6。按行业分析，所有统计调查涵盖的行业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在2020年12月均较上月下跌，尤其是饮食业（从41.0下跌至14.3）、批发业（从54.2下跌至32.4）和物流业（从44.6下跌至34.5）。这样的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低，很难有大作为。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3月16日发表的最新劳动人口统计数字显示，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上升0.2个百分点至7.2%，为2004年以来的新高。

政府较难形成系统的产业政策。因香港多年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故香港政府多年来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维护市场公平稳定运作上，却甚少在产业政策上有所考虑。而由于香港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利益相对固化，即使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政府曾尝试对某些产业有所介入，如房地产，但因种种因素掣肘，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应对大面积公共危机机制强度不足。自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香港已经历了四波疫情冲击，日前一健身中心又发生超级传播事件。香港疫情迟迟不能清零，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过于强调个人的自由而使政府大大减弱了对疫情控制的介入能力。这使香港的疫情出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尴尬局面，而由此也使香港经济和社会民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香港与内地的各方面交往也受到了莫大的影响。

香港一部分人仍对内地存有成见。反中乱港势力煽动的对内地的仇视及一些不了解内地变化的人对内地的成见，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香港服务内地和融入内地的程度。近两年来，正是由于黑暴及政府施政受阻加之疫情的困扰，才使香港政治、经济活动陷入了困顿局面。

香港需要改变什么？

香港国安法和《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的颁布及“十四五”规划的实施，无疑为香港掀开新的历史篇章提供了可靠的制度和政策基础，如何走好未来的每一步则成为摆在700多万港人面前的重要挑战。需要全港上下同心协力，求同化异，清晰发展方向和道路。从香港的未来发展目标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看，以下几个关键方面需放到至为重要的位置。

夯实“两安”基础。安定与安居是香港发展的根本基础，没有安定则不可能有繁荣。在促进及维护香港安定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须致力建立确保包括基本法、国安法及维护香港社会安全有序高效运行的所有法律得到“不走样”执行的控制机制和纠偏机制；须立足于正本清源，有的放矢地开展系统的“去殖民化”教育，同时正确客观认识中国的教育。而安居既关系到民生及社会的和谐程度，更关系到香港竞争力的持续维持。为此，香港特区政府务必要排除杂念，坚定改善房屋政策的连续性，从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入手，致力改变及改善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结构，以为香港社会的兴旺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而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利益、社会供给体系的再平衡过程中，要注意动员中资机构在其中积极发挥稳定、平衡市场的作用。

强化要素集聚能力及对周边区域辐射能力。一经济体能否持续地提升自身的区域竞争力和全球竞争力，关键在能否持续保持和强化对包括人才、资金、技术在内的各种要素集聚能力和协同增值催化能力。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枢纽和节点，香港未来发展的成功与否仍取决于其对经济活动各种先进要素的集聚能力和协同增值催化能力适时提高上。

为此，香港未来仍需围绕以下目标而努力：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吸引全球技术创新成果转让的专门市场；打造吸引、集聚全球资金服务中国特定领域的专门平台和渠道，进一步提高进入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增加金融市场的服务功能以及深化并扩大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动；进一步强化支柱性产业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如通过引入SPAC融资机制，促进国际资金与内地技术资源和产业资源的高效率融合。

而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则需要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市场创新上做出不懈的努力。这里，政府须立足于强化“两个能力”考虑制度及政策制定。如在2月24日午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计划将股票交易印花税提高至0.1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4日晚上8点，美国证监会（SEC）发布公告，自2021年2月25日起，美国证监会规费（仅卖出订单收取）收费标准将由0.00221％降至0.00051％。从中反映出了不同经济体对支柱性产业的不同政策取向及对全球货币政策变动的不同预判。政产商学研界须通力合作创造激励科技创新的土壤和氛围，鼓励和引导业界不断进行服务创新和市场创新，提升各项新技术在香港支柱性产业的耦合应用水平，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世界级的活力之都、创意之都、资本之都和服务之都。

要看到，香港的未来一是要靠继续成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全球经济活动联系的一个重要节点，二是要靠通过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香港各方面要积极利用与西方社会市场规则一致、与全球资本市场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特点，不失时机、有的放矢地开展解释和游说工作，竭力化解外部的误解和成见。

清晰两个“主体”。由于香港是私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市场化经济体，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着墨甚少，故无论是配合“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将对香港未来发展予以支持的方面，还是未来促进香港企业乃至个人融入内地发展的种种设想，都需要明确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谁是组织主体，二是谁是实施主体。对事关香港未来发展前景的诸多目标的实现以及把握机遇与内地实现契合发展，从政府到商界都需清晰回答“谁去组织、谁去实施，路径是什么、政策是什么、机制是什么”等问题。从政府层面必须对发展支柱性产业作出系统的政策安排，要建立与内地开展有效合作的沟通机制和联系机制，要有增强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超前研究和资源动员部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香港已到了需要客观检讨一直奉行的“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时候了。

香港需打破固步自封的局面，既要改变“看低”内地的观念，又要改变回避内地的观念。香港自上世纪80年代后之所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搭上了中国持续了40余年的改革开放列车，是内地不断为香港的发展增添了动力元素、拓宽了经济发展的平台。因此，积极寻求与内地经济实现契合性发展早已不是一个选答题，而是一个必答题。在实现两地经济融合方面，可循资本层面的融合、两地市场的融合、专业领域的融合、资本与技术层面的融合多层次展开并借此带动其他方面的融合。在促进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过程中，还应注意发挥行业组织、专业组织在促进两地融合中的沟通和桥梁作用。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6期）

2021年第6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