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春节长假期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公布了“议息会议”记录，而记录显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均将保持目前的宽松政策不变，直至帮助其经济得以有效修复。这没什么好进一步解读的，因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早就说过：零利率政策将保持到2022年。欧洲央行超规模跟随美联储也早已是既定方针和现实需求。所以，此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完全符合既定方向和市场预期。

但今天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联储实施“再度宽松”政策与美国经济遭受疫情破坏密切相关，但看欧洲，他们采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从未改变。更为典型的是日本，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打从上世纪9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其间30年。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处置金融风险，千万不要“拖”，千万不要等到危机已经发生，再去无所不用其极地实施政策救助。因为，那样会使国家付出难以计数的经济代价。

为什么突然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现在有些人认为：只有真实地发生了重大危机，货币当局才应当无所不用其极地应对；在没有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即可。甚至有人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不良资产的出清方式，所以发生危机不是坏事。

这样所思所为非常有害。第一，方式被动，“拖”的方式可能会让金融风险代际传递；第二，金融越来越脆弱，根本无法担当经济推动之大任，稍有不慎则会以危机方式爆发，最终让国家付出不可估量的经济代价。

就目前而言，中国金融脆弱的根源在于债务不可持续。所以，如果明知当下的债务风险巨大，明知早晚导致危机，为什么不能提前采用“类危机处置的特殊政策”将债务危机消灭在发生之前？

主动进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守。之所以这么说，第一是主动性强，经济配合度高；第二是代价可控，全社会成本最低。所以，中央之所以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之所以面对风险敢于以政府信用提供必要的支撑，实际是希望为主动破解金融风险提供必要的战略时间和空间。但必须注意：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并不宽裕，需要金融当局尽快拿出治本之策，前提是：不能以破坏经济健康为代价。

通过生硬地限制债务增长而达到降杠杆——降低债务率的目的，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于是，去杠杆变成稳杠杆。但可以肯定，稳杠杆只是“用时间换空间”的权宜之计，在此的过程中，企业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股权资本，依然需要依托债务扩张谋求发展，那中国宏观债务风险不仅不会化解，反而还会上升。

所以，如果央行希望尽早破解中国债务风险，就应该高度重视股票市场之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重要战略价值，尽快拿出“类似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方案”，激励股市、激励股权投资，以企业股权融资带来的流动性取代债务资本带来的流动性，从而在不影响经济健康的前提下，实现债务率的有效降低——降杠杆。

总结一下：第一，股权资本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关键动力，而债务资本则从性质上不支持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第二，唯有股权融资能为企业带来流动性，企业才会不依赖债务扩张，从而降低债务率；第三，唯有发达的股权资本市场，优质的地方国有企业才有上市融集股权资本，并以此降低地方债务负担的可能性。

正因如此，A股市场之于中国经济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而这一价值亟需央行精心呵护。从理论和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验看，精心呵护股市最为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以及多向金融市场释放长期基础货币。可以肯定，如果现在开始，长时间保持“可控有度而偏宽”的货币政策，其结果要比“有朝一日不得不采用极度宽松”好得多——效率高得多，成本低得多。希望中国央行能够认真权衡。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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