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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双循环”战略,金融业须清除的瘀点、痛点和盲点

须从政府、监管部门及金融业本身认真进行有关问题的排查和归类,从理念上、制度上、技术上、市场上、产品上、服务上多维形成改善问题的手段和办法,明确目标和标准,不断消除金融业服务“双循环”战略的瘀点、痛点和盲点,持续提高金融业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真正在促进、激励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关浣非

因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判断,中央高层去年适时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战略。而为了促进供需两端的协同和平衡,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

这是一种基于判断的政策调整,更是推动及促进双循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进一步升级。毋庸赘言,无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其实质都离不开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两种循环,或者说取决于二者的协调融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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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循环系统,由于制度、市场、技术、观念等原因制约或局限,其本身无可避免地会存在瘀点、痛点和盲点。欲使金融业在促进“双循环”和供需两端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务之急是金融业本身要从功能、制度、市场、技术、服务找出束缚金融各行业服务效能发挥的瘀点、痛点和盲点,并有的放矢地加以系统克服和清除。

由于疫情的冲击及外部环境的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有所增加,构建新发展格局也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内部经济循环仍存在梗阻,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仍存在障碍和堵点。在微观层面,因关键技术“卡脖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不足、流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高等,导致技术研发、产品升级和供应链循环存在堵点;在中观层面,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冷热不均,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城市和农村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失衡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而于宏观层面,在高货币存量、高债务存量、高成本、高杠杆和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全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效率仍未尽如人意。中国经济循环的核心堵点,已非资源投入总量的短缺,而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发展的动力之源,已不在于扩大要素投入,而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中国经济在宏、中、微观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既需要从金融领域查找原因,更需要从金融领域寻找答案。

毋庸讳言,中国金融业在服务“双循环”战略上的瘀点、痛点和盲点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导向性问题,有的是功能性问题,有的是系统性问题。如对所有金融机构而言,对新冠病毒一类的公共安全风险,无论对金融机构本身,还是对其服务的对象,都是其评价所面临风险的盲点,对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变化趋势认识是存在盲区的,对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组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因某些链条的中断或外移所造成的资金瘀堵尚未形成客观清晰的判断。

如在庆幸去年中国的商品出口获得了超过预期成绩的同时,能否清楚地看到这并非中国产品竞争力增强的结果,而是因疫情的影响,全世界的供应链和生产活动几乎全部停止,率先复工复产的中国就成了世界的“最后一个工厂”,担任了“最后供应者”的角色。等到全球生产恢复时,中国的商品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必然减弱,而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领域也必然随之收缩。在全球流动性极度泛滥的当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如何平衡因汇率波动较大所造成的资产价格变化风险就是较大的痛点。如何在引导金融向善、资本向善的过程中活血化瘀、防止金融资源的过度损失、沉滞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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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上因所有制不同所带来的选择倾向难免造成金融资源循环的堵点和瘀点。同时中国的资本形成除了企业的自身积累之外,更主要还是靠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今年及未来中国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校正及平衡领域是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对金融机构而言,应该是其资源配置的盲区和盲点。垄断一是会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二是会带来垄断利润,这恰恰是吸引资本的诱人之处。如何配置金融资源,不仅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和市场格局的变化,还会影响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终效率。如何把握垄断和资本扩张的正常边际将是金融业未来配置资源需慎重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及单边主义的突起,全球各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协调意愿及能力空前下降,而实现“双循环”需要能均衡地利用境内境外的两个市场组织资源及平衡风险。一方面,扩大人民币的离岸金融业务、减少经济活动对美元的依赖,这既应是中国国际金融活动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国际金融活动需努力克服的痛点。另一方面,在境外吸纳资金及有效管理投放能力相对较弱既是金融业的痛点,又是瘀点。目前为止,数以万亿计的海外净资产投资收益经常性为负值,人民币国际化空间仍然受限。故未来要通过去美元化的金融发展,大力减轻因美国国际竞争战略改变及货币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损失。而在国内,要致力于提升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及平滑性,可急收油但不可急刹车;要分别从制度和市场两个层面解决金融机构长中短期融资及直接融资分工不清、金融机构中介效率与配置效率不高的痛点和瘀点问题。

而由于货币资源配置地域、配置领域有限,配置渠道狭窄,不同市场金融产品的风险收益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因为社会并未建立基于完整信用评价体系之上的资金定价体系,也致使中国金融业一直多维存在着金融套利空间。在货币投放过量、资本过剩、金融自循环条件下,容易使经济活动出现两种相悖的情形:一是高额社会融资与低投资间的背离,二是低信贷利率与高信用债利率间的背离。前者表明当前高速增长的社会融资主要还是被用来纾困而非促进增长;后者则反映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偿债压力较大的事实。而从金融业的资产负债两端看,供给侧和资产侧均存在严重的需求缺口。金融机构缺少优质投资标的,而受风控、收益等因素的制约,80%的长尾金融需求并未能得到充分满足。这些都表明无论从金融业服务“双循环”方面看,还是从维持自身发展角度看,都多元存在着结构上的痛点和瘀点。也意味着在长尾金融市场中,任何一个场景痛点的解决,都会释放和催生出巨大的新的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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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跟不上社会需求的发展、监管跟不上金融技术应用创新的发展,被认为是长时间以来制约金融业发展的一个体制性痛点和瘀点。提升不同监管部门间、不同层级监管部门间、不同地域监管部门间对风险把握的一致性,如信用风险、债务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也就成了未来提高金融业监管能力、改善金融业监管水平的一个根本方面。而在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规则、真正与开放经济体的先进监管规则接轨,这无疑应成为提高金融业监管水准的一个必须着力的根本方面。只有基于监管规则真正完善和对所有监管对象保持一致性的对外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未来的中国金融监管,应力避监管政策忽左忽右、监管标准忽高忽低、金融资源配置考核导向畸轻畸重的情形。

疫情以来,小银行和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可能会加剧。2020年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发行规模均达到历史高位。截至2020年12月29日,分别发行了6.4万亿元和4.3万亿元,较2019年分别增长了45%和20%,债务余额分别达到25.4万亿元和10.6万亿元,较上年均增长了20%。截至2020年12月28日,在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的存量占比已增至64%。而地方政府65%左右的融资是用来偿还旧债的,一旦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必将会对整体地方政府债务信用形成强烈冲击,从而加大银行体系尤其是地方商业性银行的金融风险。这无疑是金融业须下大力气努力克服和化解的痛点和瘀点。

应当承认,与一些大型平台企业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在各种新技术的耦合能力及数据的利用能力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痛点和盲点。具体表现为各种技术的集成应用水平不高,数据挖掘和利用相对滞后,数据在国内外跨界、跨部门流通存在难点。毫无疑义,建立更加有效的数据治理体系,对于推动金融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金融业安全稳定、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要看到,中小银行服务能力及抗风险能力有所下降、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补充机制及风险化解机制尚待完善,都是导致金融业在结构上整体服务能力不强及容易引起系统性风险的痛点及瘀点。

金融机构内部公司治理在合规及风险管控目标、管控机制、管控强度上仍存在颇多痛点和瘀点。过去数年,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犯罪时有发生,且犯罪金额已达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典型的如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赖小民案。另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年,银保监会累计对银行业开出罚单3567张,处罚金额累计14.84亿元,处罚机构1652家,处罚工作人员2095人;对保险业开出罚单1905张,处罚金额累计2.62亿元,处罚机构1144家,处罚工作人员1554人。今年1月8日,银保监会发布公告,一口气开出21张罚单,对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等7家金融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罚金额合计1.995亿元。这些都表明中国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存在多方面的痛点和瘀点。

综上所述,存在于金融业各部门的瘀点、痛点和盲点无疑会对“双循环”战略的推进造成掣肘和滞缓影响。因此,须从政府、监管部门及金融业本身认真进行有关问题的排查和归类,从理念上、制度上、技术上、市场上、产品上、服务上多维形成改善问题的手段和办法,明确目标和标准,不断消除金融业服务“双循环”战略的瘀点、痛点和盲点,持续提高金融业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真正在促进、激励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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