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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偷换”重要金融概念是危险的——实事求是才是人间正道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部门都要依据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时刻检讨和改进自身的问题,而更多需要的是合作,绝不能为了部门利益而强词夺理,甚至不惜“偷换概念”。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重要金融部门的重要主管必须要注重自身言辞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如果把不该混淆的概念混淆或“偷换概念”,并以此证明自己“政策执行恰当无误”,那不仅会误导社会公众,更会误导高层决策者认知,从而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经济后果。

之所以现在强调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此类问题屡有发生。比如2019年9月,一位先生也专门论述称:发达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法定存准率)比较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超额存准率)较高,如美国、欧洲“法定存准率+超额存准率”一共有12%左右,日本为20%,而中国三档的加权平均法定存准率为11%,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1%左右,加起来与发达国家差不多,且远低于日本水平。而最近又有人据此提出:“不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准备金率相比,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都不高。”

正因如此,他们共同的认识是:当下中国法定存准率9.9%的水平适宜。我不反对“现阶段的短期之内认为9.9%的法定存准率适宜”的观点,但我坚决反对把法定存准率和超额存准率混为一谈,统统称为“存款准备金率”。因为,法定存准和超额存准对市场、对经济是完全不同的重要金融概念。

毫无疑问,依据货币学的基本定义:法定存准率对应的是中央银行强行按照比例上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准率对应的则是商业金融机构按照自身流动性管理需求,自愿将一定比例的资金上存到中央银行,这笔资金在中央银行的记账科目为超额存款准备金。

对这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准备金:第一,对市场而言,法定存准完全没有流动性,是央行锁定流动性的手段;超额存准100%是商业金融机构随时可用的资金流动性,欧美国家的超额存准率高,完全体现了其货币政策的极度宽松。由此可见,法定存准率高和超额存准率高对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而言,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美国法定存准率不足2%,而超额存准率高达10%,那是美联储“允许商业金融机构对美联储套利”的市场必然结果。目前,美联储基准利率为0到0.25%,但美联储给予商业金融机构的超额存准利率为2.35%。这就意味着,如果商业金融机构有能力以低于2.35%的利率拿到资金,就完全可以将这笔钱上存美联储,而套取“极度安全”的利差。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完全不存在。2020年4月7日,中国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而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大多数时间都在2.2%附近,这之间根本没有套利空间;与此同时,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利率”只有1.62%,所以商业银行普遍认为,无论是超额存款还是法定存准。都属于很不合算存款。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商业银行一般都会把超额存准率压得尽可能低——1%的程度,这一方面反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需求,同时也反映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绝不宽裕”,这与发达国家的“极度宽裕”构成鲜明对比。

所以,作为货币政策的权威性解释,你可以说“9.9%的法定存准率与自身历史相比并不算高”,但绝不能以“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与发达国家大致相同”而证明中国货币政策“已经足够宽松”了。这很危险。因为,如果最高决策层提出: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如此宽松而经济下行压力却依然巨大、市场需求如此疲弱——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围绕货币政策方向去寻找原因,而另谋其它方向的政策,但这会不会使中国经济修复付出巨大代价?

类似这种“概念偷换”问题还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按照货币学常识:央行在“二级市场主动购买国债”的行为,并借此形成重要的利率基础——国债收益率曲线,这原本是非常正常而规范操作。但是,这样一种正常操作却在中国舆论场上也被纳入“财政赤字货币化”范畴。好像央行就是不能购买国债,只要购买国债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

这样的争论连坚定的货币主义学者、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都看不下去了。她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央行不要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不属于“赤字财政货币化”。其实,问题的本质也不在于央行在哪个市场购买国债,而核心是:央行购买国债是不是自愿和自主的行为。只要是依据央行基于调整基础货币或利率的意愿,自愿、自主去购买国债,不管在哪个市场购买都不属于“赤字财政货币化”。

所谓“赤字财政货币”,实际是应当指:政府“强行向央行直接发行国债(透支)”的过程。我们认为,无论是现实还是未来,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类问题。

这里还是那句话: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部门都要依据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时刻检讨和改进自身的问题,而更多需要的是合作,绝不能为了部门利益而强词夺理,甚至不惜“偷换概念”。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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