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央行法》）修订草案11月21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而最近各种各样的意见也不断见诸媒体。从修改的内容看，更多集中于强化央行功能，比如增加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向的职能，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纳入央行监测、分析、管理体系，同时加大了金融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等等。
总体看，除了功能性的梳理、增减之外，新《央行法》在基础理论方面没有改变，目前也未见到这个方向的讨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现代货币理论被全面质疑
依据国际金融改革的大趋势，从理论上重新认识中央银行的功能，建立针对和适应未来经济新格局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否也应该纳入此次《央行法》修订的考虑范畴？
中国的《央行法》颁布于1995年，并在2003年第一次修订，而现在则是17年后的再次修订。为什么要揭示这个时间顺序？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央行法》制定和修正均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不断在中国被强化的过程，而许多的立法原理也是建立在这样一套理论认知的基础之上。
最典型的案例是：央行货币政策制定必须以币值稳定——物价稳定为重要，甚至是主要目标。所以，“利率盯住CPI”早已成为央行的习惯，同时也对公众认知货币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样一种目标设置和制度安排，显然是受到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以下简称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导，正所谓“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因此，只要消费物价指数CPI变动超出一定范围，所有人都会将目光盯住货币政策的调整。
问题是，如此货币理论是否正确？人们发现，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严格按照现代货币理论，在美国CPI长期低位运行时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结果，在金融创新失去监管的背景下，构筑了美国空前的房地产泡沫，并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这难道不是“利率盯住CPI”——在现代货币理论基础上制定货币政策的重大失败？
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陷入衰退之后，连续20年执行极低的利率政策，整个过程中，不仅看不到经济增长的起色，而且CPI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零或负值的状态。更有甚者，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将央行基准利率转为负值，而且以量化宽松手段向市场注入巨额基础货币，结果如何？又是10年过去了，日本依然没能摆脱所谓通缩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显然有违于现代货币理论所给定的逻辑，它是否证明现代货币理论根本不符合，也无法指导现实经济运行？
正因如此，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质疑现代货币理论，而对之进行改革、调整则成为各国央行的不二选择。随之，货币政策目标、方法均出现重大转变。而与这一变化相伴的则是一种新的理论——在凯恩斯主义基本内核基础上、吸收新自由主义合理内核、同时更加讲求贴近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以下简称“新凯理论”）的悄然兴起。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是新凯理论的代表人物
依据“新凯理论”，物价涨跌早已不被货币数量决定，甚至不是供求关系决定，而物价涨跌的现实决定因素是：市场垄断寡头的利益诉求。很显然，货币数量决定物价水平，必须遵从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没有垄断，市场自由竞争；其二，商品产能有限，商品供给有限；其三，商品购买力伴随货币增加而不断增加，市场有无限需求。或者说，不断增加的货币导致社会公众无限地去追求有限供给商品，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供不应求，才会引发物价上涨。
但是，真实的市场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真实市场是：第一，寡头垄断已经成为一切大宗商品供给的基本格局；第二，一般消费品产能巨大，供给严重过剩；第三，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不可能无限，至少不可能短时间内无限放大。基于这三点，消费品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可能性极小，而物价变动绝大部分原因是：市场寡头的利益诉求。这就是“新凯理论”对物价的看法，是不是非常贴近现实经济运行？
那“新凯理论”如何看待货币政策目标？“新凯理论”认为，基础货币是国家永远不必收回的债务。所以，中央银行应当把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在降低债务率、破解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作为“新凯理论”的代表人物，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明确表达过这层意思。
毫无疑问，如今全球经济发展受到三大制约：第一，消费品产能严重过剩，商品供给同样严重过剩。第二，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私人，债务规模、债务率均居令人咋舌的历史高位，畸高且不断增长的债务越来越多用于借新还旧，极少转变为新的社会需求，所以，债务增长无法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从而严重抑制社会总需求。第三，未来经济发展必须依托技术创新驱动，但创新资本需求之巨大远非历史任何时期可比，而且失败概率极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本巨大。
如果我们可以确认这“三大制约”的客观存在，那我们就应当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凯理论”会将基础货币当成“国家资本”使用，因为这实际是一举三得的破解之道。第一，因为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所以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不会引发商品价格上涨；第二，债务危机时时困扰加上经济衰退威胁，私人资本必然越发厌恶风险，在此情况下，国家必须补位，通过释放国家资本——永远不必收回的债务——长期基础货币，有效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推高股市，扩大股权融资，降低债务率，同时还可以适度刺激需求；第三，以空前的体量释放基础货币，创造空前规模的巨额股权资本，满足国家、企业创新发展的资本需求。
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什么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现在都在这样做，而它们不会担心物价上涨，更无所谓通货膨胀。历史地看，对物价影响力最大的商品价格——石油价格，已经被一只“似有似无之手”按在低位12年，这恐怕才是物价稳定最基本的保证。
那新的货币政策目标应当是什么？不只是实体经济获得了多少贷款，而更应当是股权资本的形成规模和国家因此获得了多少创新能力。
这篇文章显然无法全部讲清。因为，进一步阐释需要明晰更多概念和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发达国家经济界时不常就会叫嚣一下“货币宽松将导致经济灾难”？如何看待当下美国股市“泡沫”问题？如何看待当年保罗·沃尔克时代的通胀和治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稍加展开就会大幅增加文章体量。
我们建议当前金融界在修订《央行法》时，也同时甚至首先把一些更基础、更重要的理论问题一并纳入考量，让未来中国货币政策能够与时俱进，更加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更加有效地辅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尽快成势。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