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

北京时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将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两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诺奖委员会授予二者 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万美元）奖金，以表彰“拍卖理论(auction theory)的改进和新拍卖形式的发明”。

在很多普通读者的印象中，“拍卖”就是艺术品、珠宝、住房等资产的销售方式。但事实上，“拍卖无处不在，还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甚至从广义上说，你去超市买瓶水，也是拍卖的一种。”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郑㼆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道。

在业界来看， Milgrom和Wilson两位学者此次获奖，毫无疑问是实至名归。

“以Milgrom和Wilson在学界的地位，不是诺奖证明了他们（的价值），而是他们证明了诺奖（自身的价值）。”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助理教授于洋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郑㼆更是直言，“他们得奖完全没有什么意外，更不存在什么‘爆冷’之说。”

诺奖委员会在颁奖辞中写道，“他们运用自己的见识，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务设计出新拍卖形式。他们的发现，使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

“拍卖理论”究竟是个啥，竟有如此的“魔力”？怎么理解两位教授的突出成就，他们的发现又如何深刻地影响了现实？

从“看不见的手”到“设计精巧的手”

这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给拍卖理论研究者。早在1996年，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就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奖。一个小细节是，Vickrey不幸在获奖后去世。当时，就由同领域内享有盛名的Milgrom代为领奖和致辞。

从更大的学科范围来说，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多年之后，再次颁发给博弈论研究领域。

于洋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拍卖理论在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非常深刻。此前，价格的形成更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谓“看不见的手”。而基于拍卖理论则设计了一个机制，让价格能够形成。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之外，拍卖理论也对计算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拍卖理论对于人类的重要影响不仅是学术，更是一个重大的、原发性的进展。”于洋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说，“它使得什么时候需要拍卖、如何设计拍卖成为一个值得系统研究的问题，并且构建了整个研究范式。我们在1990年代、2000年代的网络经济，以及今天的人工智能经济，乃至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构建在拍卖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之上。”

他进一步解释道，比如，就算有人工智能的算法，如何对算法定价？正是由于拍卖设计的存在，才构建起经济体对于这类高技术服务的价值付费机制。

更难能可贵的是，Wilson和Milgrom 不仅发展了拍卖理论，还将理论成果应用到了现实的拍卖机制设计中。

他们被认为是塑造了整个现代电信业的功臣。他们与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顿·麦卡菲（Preston McAfee）一起为1994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举行的无线电频谱拍卖开发了一种新形式。

1994年，FCC第一次使用竞拍方式出售10张无线许可证，收益6.17亿美元；同年12月再出售99张宽频个人通信服务许可证，收益达到70亿美元。

据斯坦福大学官网介绍，他们设计的形式随后被无数次效仿，用于数十个全球范围内涉及数千亿美元的无线电频谱、电力和天然气拍卖。

时至今日，从日常的网络广告、算法推荐，到政府工程招标、土地使用权拍卖、电力市场设计，拍卖设计已经无处不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各国（包括我国）电力市场交易机制的设计基础也是基于拍卖理论。2019年，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成立了“能源市场与能源金融实验室咨询委员会”，Milgrom教授受聘担任咨询委员会主任。

去超市买瓶水也是一种拍卖

虽然生活中你可能离“拍卖”很远，但是拍卖理论已经渗透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部分人理解的拍卖就是在索斯比拍卖行，大家不断地加价竞买，但其实拍卖的内涵远高于此。” 郑㼆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在生活中的每一次市场化交易中，我们都是在进行拍卖。从理论上看，去超市买一瓶矿泉水，也意味着一次拍卖的成功。这就称之为“take it or leave it”，相当于超市出了个价，你要买就买，不买就走。否则其他人会购买这瓶水。

郑㼆介绍，许多经济活动是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从根本上看，有4种典型的拍卖方式：升价拍卖，降价拍卖，一级密封拍卖和二级密封拍卖。

具体而言，常见的珠宝拍卖就是升价拍卖（英国式拍卖），价高者得；而对于花卉、海产品等，则是降价拍卖（荷兰式拍卖），这类物品较易腐烂，因此价格会不断下降；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一般采取一级密封拍卖，大家各自独立报价，公开之后价高者胜；二级密封拍卖(Vickrey auction) 则被广泛用于互联网广告位拍卖之中，每一位竞拍者都对每一个广告位出价，首个广告位也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但获胜者以第二高的价格成交，然后再依次类推。

这个广告竞价机制也是由一位经济学界大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范里安（Hal Ronald Varian）教授在担任谷歌（Google）的首席经济学家时设计的。众所周知，Google在技术上的创新使其成为搜索引擎的NO.1,但广告收入对于其商业上的成功则是决定性的。

郑㼆介绍，经济学家开始用博弈理论对拍卖进行研究还是上世纪60代之后的事。开山之作就是 Vickrey于1961年发表在《金融杂志》上的经典论文，他证明了拍卖理论中有着奠基性意义的“收益等价定理”：4种经典的拍卖机制给卖家带来的预期收益是相同的。

“但Vickrey的结论是基于一个重要假设：所有竞拍人对拍品的估值都是相互独立的。但现实中，竞拍人对于拍品的评估，往往还依赖于他人对拍品的评估，比如字画等等，不但取决于自己对画作的喜好，还取决于未来打算出手的时候其他人可能会出多少价。” 郑㼆说，“Wilson的贡献就在于，他考虑了另一个极端情况，发展了共同价值物品（Common Value）的拍卖理论。”

具有共同价值特征的商品拍卖中，该商品的真正价值对每个出价人都是相同的，但在拍卖时价值是未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该商品的估价，比如油田开采权。Wilson发现，对于共同价值物品进行竞拍时，理性的竞标者会把它的投标价定得低于共同价值的最优估计，这是因为担心赢家的诅咒（Winner’s Curse）。

什么是赢家的诅咒？

还是以油田为例，最终获得油田开采权的人，会觉得自己获胜的原因是我的出价比别人都高，这就说明自己的出价有偏差。

作为Wilson的学生，Milgrom考虑了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情况，即商品既有私人价值，又有共同价值，从而提出了一种更为普适的拍卖理论。Milgrom发现，竞标者在投标过程中，如果对彼此了解得更多，卖家的预期收入就会更高。

“以油田为例，卖家可以通过主动勘探，公开资料，减少竞拍者对于共同价值部分的不确定性，使得竞拍之间的价值联系一起。这种情况下，卖家的预期收入会提高。” 郑㼆说，“大部分这样的商品是公共产品，卖家往往是政府，采取这样的方式对于纳税人是有利的。”

1994年，Milgrom、Wilson和McAfee共同设计了“同时升价多轮拍卖” (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uction) 机制，并主持了FCC首次对无线电频率许可证的拍卖，被多国仿效。其后，他们又参与了其他新型拍卖机制的设计。

郑㼆介绍，两位教授的创新也有其现实基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实中的拍卖还往往局限于传统的单物品拍卖，如字画、珠宝、油田等等。而在八九十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兴起，撒切尔、里根上台后也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再加之各行业管制的放松，这对以市场化方式分配公共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产生了要求。

因此，当自由派开始要求对于公共物品进行市场化方式拍卖的时候，在经济学理论上就出现了难题，两位教授的发现就解决了这一难题。新拍卖形式的发明，使得更多的物品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如无线电频谱资源（包括3G、4G、5G）、电力市场、新能源发电量的消纳等等，拍卖设计已经无处不在。

“这样的市场可以说是完全由经济科学主导设计的市场，而并非自发产生的市场。” 郑㼆说。

于洋亦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Milgrom和Wilson“入世”的成名作，就是FCC对于无线电频率资源的拍卖。二人也有不少关于电力市场的讨论，不同的拍卖机制会对电力市场的稳定有效、绿色环保等目标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影响。

“诺奖的获得，不单单在于其理论可以具体应用到哪些事件领域。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构建了整个研究，启发了很多人，使从前大家不知如何研究的问题有了方法。” 于洋补充道，“把愿意出价多少、能接受多少价格等信息挖掘出来，挖掘这个事情，本身就为计算科学展现了全新的研究疆域。如今，在Economic Computing（经济计算）领域，主流的研究还是围绕拍卖设计、合同设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20期）

2020年第2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