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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日本人的工资为何不涨反降?

这也就决定了这20年间,日本的物价和房价基本上也都没有涨,日本整个经济,就如死水一潭。这就是日本“失去20年”观点的由来。

徐静波

还记得,1999年时,你的月工资是多少吗?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称,1999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1.3778万元,每月1148元人民币。而到了2019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上涨到10.6168万元(折合月平均工资8847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在过去20年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近7倍。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日本,这20年间,工资涨了多少?

根据日本国税厅的调查,1999年时,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61万日元(约29.64万元人民币),每月平均收入为38.4166万日元(约2.47万元人民币)。到2019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变成了多少呢?变成了436万日元(约28.4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说,过去20年,日本人的年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5万日元(约1.61万元人民币)。

这也就决定了这20年间,日本的物价和房价基本上也都没有涨,日本整个经济,就如死水一潭。这就是日本“失去20年”观点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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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于日本这20年间收入不仅没涨反而减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五大原因:

第一,工会组织势力弱化。

日本每年都有工会组织的“春斗”活动,就是在3月份的旧年度结束之前,各企业工会和全国工会要与企业经营者、行业协会负责人谈判,要求增加员工工资。但是,自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企业经营陷入困难。日本没有采取欧美那样大规模裁员的措施,而是采用了“维持雇用,适当下调工资”的做法,因此,保雇用保就业成为工会的最大诉求。而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企业再受打击,工会都觉得已经很难开口要求大幅增加工资。这样一来,工会逐渐变得形同虚设,无法成为企业员工的主心骨。

第二,非正规雇用者增加。

1994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考美国的劳动制度,决定打破日本企业长期以来养成的“年功序列、终身雇用”的传统,扩大合同工、临时工的临时雇用范围,在国会修改通过了《劳动者派遣法》。

这一项“非正规雇用”制度的实施,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来说,可以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维持企业的基本经营。对于政府来说,名义上增加了就业机会、扩大了雇用人数。但是,因为合同工(契约社员)、临时工等非正规雇用者未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更无法保证足够的收入,导致企业员工整体收入出现下降。目前,非正式工的比例已经占到了劳动者总数的50%。

第三,政府放任企业自主经营。

政府的最低收入标准一直没有进行大幅调整,同时,由于政府管理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并没有像别的国家那样紧密,导致企业员工的收入标准,基本上是企业自己说了算,作为政府层面,无法进行行政干预。安倍内阁时期,多次要求企业增加员工的工资,但是绝大多数企业还是自说自话,拒绝政府的要求,因为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的经营。

譬如,节假日加班,日本没有法律、政府也没有政策要求必须给员工加倍工资,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而作为企业来说,存钱比发钱来得起劲。到2019年,日本企业内部存款金额达到了500万亿日元(约32万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历年来的最高纪录,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一年GDP的总值。即使日本企业, 尤其是大企业这么有钱,但是也不愿意把巨额利润通过增加工资的方式惠及员工,提高员工的收入。这一状况,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企业越来越富,员工越来越穷。

第四,行政管理与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怠慢,阻断了员工增加收入之路。

日本政府在通信、交通、能源等公共事业领域,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开放市场,允许新兴企业参与,导致市场竞争机制缺失,出现了大企业的市场垄断。而市场垄断的结果,就是价格的垄断,导致消费者负担的加重,消费者不敢消费,市场规模无法扩大。

譬如,手机和电脑的上网费,三大移动通信公司垄断了市场,而政府对于新兴企业的市场参与又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导致上网费一直居高不下。菅义伟首相最近指出,三大移动通信公司在上网费领域,至少有50%的降价空间。因此坚决要求这三大企业降价。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压低劳动成本来维持最基本的服务,譬如,超市、便利店、外卖、餐饮店等通过大量雇用临时工来维持经营,甚至一些超市出现了90%以上员工都是临时工的情况。

第五,日本民族的特性,也导致了企业员工的收入长期以来难以提高。

日本的民族特性中,“顺从”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同时,“隐忍”也被认为是一种教养。因此,当企业没有大幅增加员工工资的情况下,企业员工大多采取了忍耐的态度,很少出现罢工、造反等行为,对于政府的要求,基本上是“唯命是听”。

这个民族性的好处是,国民容易产生“集体主义”精神,例如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号召常戴口罩,虽然没有强制性,但是国民人人自觉,出门必戴。但是,“自主受虐”的倾向也比较突出,这导致了企业经营者几乎可以无视员工的加薪要求,许多企业20年没加一元工资,企业员工也照样早出晚归,兢兢业业。

所以,日本社会出现的“确保雇用比增加工资来得重要”的基本思维,以及国民忍耐的个性,导致了过去20年间,企业员工工资不仅未能提高反而减少的问题。而收入不能得到大幅提高,也导致日本经济难以获得迅速复苏,整个市场一直处于不温不热的状态。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9期)


2020年第19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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