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下简称“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终于开始连续下调了。9月28日， 调整幅度达到131个基点，人民币汇率站稳6.8以上，报6.8252。此前的9月15日，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双双突破6.8关口，与今年5月末接近7.2的低点相比，4个月升值超过4000个基点。对此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有点过头了。

依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以美元计），2020年1—2月，我国出口-17.2%，进口同比增长-4.0%，贸易顺差-71.0亿美元；3月出口同比增长-6.6%，进口同比增长-0.9%，贸易顺差199 亿美元；4月份出口同比增长3.5%，进口下降14.2%，贸易顺差453.4亿美元；5月份出口同比下降3.3%，进口同比下降16.7%，贸易顺差629.3亿美元；6月份出口同比增长4.3%，进口同比增长6.2%，贸易顺差464.2亿美元；7月份出口同比增长7.2%，进口同比下降1.4%，贸易顺差641.3亿美元；8月份出口同比增长9.5%，进口同比增长-2.1%，贸易顺差589.3亿美元。

上述数据显示，反映中国经济内部需求的进口增长数据，虽在逐级好转，但并未出现如出口一般的快速增长，为什么？

按理说，中国率先摆脱疫情影响，经济恢复全球第一。换句话说，目前全球经济中，中国内需应当是强劲的国家，但我们的进口仅6月份实现正增长，而其他月份都是负增长。反过来看，其他国家经济疲弱不堪，为什么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是：其他国家经济疲弱是因为疫情所致，疫情下，许多国家生产停滞，不得不靠进口维系市场供给。从哪儿进口？中国生产最先恢复，当然要从中国，尤其是口罩和医疗设备，中国产能供给世界，而海关给出的分享数据也证实了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

即便如此，我国出口今年从同比-17.2%、-6.6%、3.5%、-3.3%、4.3%、7.2%、9.5%这样的增速逐月提高，尤其是7月份之后，幅度突然加大，这是否正常？在出口增长加速、进口不够强劲的背景下，贸易顺差当然也会大幅增长，这显然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基础条件，但这样的人民币升值过程是否带有“异常成分”？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2003年人民币逐渐产生升值预期之后，国际“热钱”隐藏于贸易项下，大量流入中国，从而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而2005年“汇改”之后则呈现单方向趋势性升值的过程，而且“热钱流入和人民币升值”形成恶性循环。

未来是否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性。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是：人民币利率水平不能长期远高于美、欧、日等主要国际货币，而现在常年维系300多个基点利差，会给国际上“套利偏好的热钱”以过大的“无风险套利空间”。历史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大量“套利热钱”涌入会导致：第一，逼迫中国央行大量回笼货币；第二，推高人民币汇率；第三，伤害实体经济并使股票市场塌陷。历史还告诉我们，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一，金融技术绝佳的国际“套利热钱”就会在利率、汇率、市盈率之间形成“高杠杆之下的三套利”格局，中国财富随之将被金融资本海量而隐性地收割；第二，中国经济将在利率走高、汇率升值过程中受到严厉压制，而且恶性循环。

因此，第一，人民币需要双向波动，但一定是平稳前提下的双向波动，而不是暴涨暴跌式的快速“双向大幅陡动”；第二，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高低需要中国央行能有一定“对外的独立性”，但开放条件下绝不能形成“绝对独立”，尤其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确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不能与现实中的强势货币（国际结算货币）平起平坐，那我们就绝不能一味强调货币政策独立。

说到这儿，一定有人指出：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只要我们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那我们就可以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虽然认同“三元悖论”解释的规律，但我们同时更要明白：在开放条件下保持货币政策绝对独立的代价是：任由汇率自由波动。但是，汇率波动超出一国经济所能承受的区间，那一定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构成重大伤害。

因此，货币政策独立或不独立，独立到什么程度，绝非货币当局、更非货币政策所应当追求的目标，货币政策应当始终不渝地追求：经济增长、就业充分、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具体到现在，货币政策更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国内经济需求：第一，为高科技投资的长期不断增长，创造更加有利的货币环境；第二，为增加就业、活跃经济而创造更加有利的货币环境。

为此，第一，中国央行是否可以适当调降国内市场利率，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货币利差，从而防止国际上那些“以短期投机为目标的套利热钱”大量涌入中国，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第二，中国央行是否可以与时俱进地认真思考一下“新凯恩斯理论”所揭示的货币规律，以所谓“货币资本化”为手段，为中国科技创新引领下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货币环境？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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