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这几天，安静了一段时间的京津冀再度引发强烈关注。

日前在京举办的中国服贸会上，高层定调：中央将支持北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服务业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金融业开放，这似乎意味着北京“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此前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 关于“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中，金融机构是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需要疏解到雄安。这个表述，由此引发坊间关于北京的金融机构是否需要整体搬迁到雄安的热议不断。到底哪些金融机构是“非首都功能”？京津冀三地金融资源如何进行更加合理、均衡分配？

北京金融业对外开放步入快车道

9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高层的态度很明确：积极支持北京市深化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同时发布的《工作方案》亮点纷呈，其中“加强金融服务领域改革创新”内容比较多，共588字，详细阐述了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具体举措。

比如，推进金融领域“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相关政策在京实施。支持社会资本在京设立并主导运营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支持外资投资机构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点。深入实施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逐步放开公开市场投资范围限制。按照中央部署，进一步推动新三板改革，全面落实注册制，切实提升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打造服务中小企业的平台，等等。

“这些具体措施能够进一步助推北京金融业对外开放步入快车道。”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李国平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给予积极评价，“北京的服务型经济本来在全国就处于领先地位，而服务型经济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金融。北京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金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没有了金融业，北京的经济有可能就垮下来了。这样服务业也就站不住脚了。”

金融等优势服务行业对北京经济的支撑作用日益强大。据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货币政策分析小组5月29日发布的《北京市金融运行报告（2020）》显示，2019年北京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0.3∶16.2∶83.5，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7.8%，而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优势行业持续发挥带动作用。

这也可以理解为北京能够作为深化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的原因之一。在 9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开展5年来，已实施了3轮试点方案，服务业扩大开放有基础有条件进一步深化。通过加大先行先试力度，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能更好发挥在全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进入全面升级的新阶段。

据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介绍，北京将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2025年和2030年为节点，从制度建设、开放体系建设等方面分阶段提出具体目标：力争到2025年，基本健全以贸易便利、投资便利为重点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制度体系。到2030年，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资金跨境流动便利、人才从业便利、运输往来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服务业经济规模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

据了解，方案围绕科技服务、数字经济、金融等九大重点产业领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金融街、通州文化旅游区等7个重点区域；投资贸易、财税、监管与服务、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联动创新等6项制度创新；资金、数据、人才、土地等4类要素供给，共四个维度，提出了26项开放创新政策措施。

金融机构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引热议

随着北京市被赋予深化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此前将金融机构列入非首都功能进行疏解的提法再次被提及。

2018 年1 2 月25 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提出将金融机构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引发关注。

该批复原文第三条是这样说的：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重点承接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非首都功能，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增强雄安新区内生发展动力。

但是由于《规划》并未详细阐述金融机构到底指什么，网友评论猜测认为首都功能就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既然金融机构是被作为非首都功能，必然是金融总部机构的全部疏解。

“这样理解难免片面，不能走极端化。”李国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所谓的疏解金融机构，并非要把北京所有的金融机构全部都搬迁到雄安，也不能理解为雄安一定要成为“金融中心”。“如果将北京的金融机构‘连根端’到雄安，‘根’都没了，北京的服务业如何对外开放？金融业一定是北京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否则北京市下一步发展成为全球中心城市的目标就是妄谈。”

仔细研读《规划》，在疏解的对象中确实有“企业总部”表述，对此，李国平表示，“我理解也只是部分企业总部的疏解；《规划》并没有明确金融机构指的是总部。国际上许多大的金融中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大都市活力的象征，是依附大都市而存在的，更是大都市重要的经济支撑。目前看，雄安在短时间内可能还不具备类似大城市那样能够提供非常现代的服务，即便金融机构疏解出来，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不适合承接。”

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原所长陆大道从2010年开始就写文章发表观点表示，中国近现代历史充分说明金融中心跟政治中心必须在一块。中国金融发展的节点城市就是北京，这是不可替代的。

他在8月21日北大首都智库云论坛（第2期）“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问题与发展路径选择专家研讨会上进一步表示，北京的“金融中心”是不能转移的，“金融中心”不能够离开首都北京，它是国家级的“金融中心”，一定要和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一起。“中国的政治中心一定应该同时是‘金融中心’，金融对于首都北京来说，就跟军事中心的首脑机构一样重要。”

需要对京津冀区域间金融资源进行更加合理均衡分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学者尽管表示北京“金融中心”不能离开首都北京，但是又一致认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既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然而，由于目前京津冀三地金融政策梯度不明显，金融驱动产业疏解到雄安的力度并不强。

“目前河北与北京、天津两地相比，金融政策同质化比较强，推动产业疏解的金融政策梯度还没有形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郭威此前曾撰文指出，三地都积极支持“高精尖”的经济结构，严格限制“两高一剩”行业准入。但是对中端产业，尤其是对部分虽不符合北京的首都核心功能定位，需对外疏解，但仍具有地区比较优势，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益的产业领域，雄安新区又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

而北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服务业开放”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无疑对京津冀三地尤其是雄安的金融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对此，郭威建议，区域金融合作的基本原理是比较优势理论，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确定差别化的金融发展目标是区域金融合作的基础。“只有实现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雄安新区发展需要对区域间金融资源进行更加合理、均衡的分配。”

在李国平看来，北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无疑对京津冀三地的金融发展是有好处的。“接下来如果能够制定出更为详细的疏解细则，让一些金融机构错落有致地在三地分布，不仅对雄安新区，对京津冀乃至对整体中国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责编：杨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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