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16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40年，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圳需要全力以赴完成中央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给未来深圳的战略定位是：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对标战略定位，深圳需要补齐的短板很多，其中，教育、房价、基础科学研究或是当下矛盾最为突出同时又影响深远的痛点问题。

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邓雅蔓|深圳报道

特区成立40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才选择奔赴深圳，近10年更是达到数以十万计。历经这40年的发展，深圳一步步成长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中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和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之一。

但相比于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营商环境完善程度，深圳的教育资源供给却不太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学位的短缺，存在于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各个阶段。

以深圳高中学位资源为例。2020年8月下旬，深圳高中录取基本上接近尾声。据广东省教育厅下达的2020年高中阶段学校指导性招生任务数据，2020年深圳市预计初中毕业人数为10.06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公办+民办）招生任务4.75万人，录取率为47.2%。

这意味着，一半左右的深圳初中生无缘普通高中，他们之中大部分只能选择去中专或者技校就读。

深圳学位资源紧张的情况并不是从初升高才开始的。子女入学难，是深圳家长们的集体焦虑，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升初、初升高，一直持续。

深圳市各级政府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高管子女入学难，是他们收到的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长远来看，这个短板甚至会影响深圳的未来竞争力。

学校课间操

从幼儿园到高中，学位紧张贯穿始终

受访的家长们几乎都向《中国经济记者》表达了他们对深圳公办学校学位紧张的担忧。

深户、有房子，这两项因素对于申请深圳公办学校学位而言，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保障。首先，在中考这条道路上，成绩仍是决定孩子是否如愿升学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目前深圳拥有52家公办普通高中。以深圳录取分数最高的公办普通高中深圳中学为例，深户433分、非深户436分是入学的硬性条件。

“如果孩子足够优秀，那确实可以忽略掉户口的因素。”家长胡娟表示，今年她的孩子正好考了433分，因为是深户，又报考了这所学校，所以正好压线进深圳中学，如果不是深户，那有房也没办法。

目前深圳录取分数最低的公办普通高中是布吉中学，如果一位非深圳户口初中生，成绩未能达到396分，则意味着与公办普通高中无缘；但如果拥有深圳户口，只要达到354分还是有希望能上公办高中。

截至2019年底，深圳全市年末常住人口约1344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约495万人，占比36.8%；常住非户籍人口约849万人，占比超过六成。

如果成绩不是特别拔尖，又没有户口加持，那么能否成为指标生也是进入公办高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年中考，深圳家长李玉的孩子考了392分，没有被任何一家公办普通高中录取，但亲戚的孩子是指标生，考了389分，被录取了。

“拿到指标后，等于是录取时会加15分，但并不是报了就会拿到。” 李玉说，指标生等于是一些普通高中向一些初中进行优先定向招生，在校初中毕业生均可填报指标生志愿，但能不能拿到需要看运气。

在广东，指标生录取控制线一般控制在本校（分配该指标生的高中）统招生分数线下20分以内。

得知自己孩子无法上公办高中后，考虑到办学质量尚可的民办高中，需要承担昂贵的学费，李玉有考虑过让孩子回自己的老家上公办高中，但孩子不愿意，而且报名流程也困扰着她。“之前也有两家深圳的民办高中找过我们，说三年全免费上学，但考虑到学校成立时间太短和升学率等问题，心里还是很犹豫。” 李玉说，孩子希望上个比较好的大学，高中三年又是关键的时间段，自己不敢赌。

将孩子送到香港、新加坡或是欧美国家去升学曾经是很多深圳中产家庭的选择之一，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这些家长不得不更改孩子留学香港或海外的计划，重新考虑在本地上学，这无形中加剧了深圳目前的升学压力。

恶补基础教育短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从学前教育开始，学位的压力是层层传导的。

截至2019年末，深圳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总数达2642所，同比增长91所。其中过半属于学前教育幼儿园，达1836所。但作为千万常住人口城市，在园幼儿人数仅54.5万人，比例达到近1/400。

到了小学，学校数量340所，在校学生人数翻番，106.9万人；但到了普通中学（包含初高中），在校学生就仅有47.74万人；最后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1.32万人。

由此可见，对于进幼儿园、小升初、初升高等各个阶段的家长和学生而言，学位紧张的压力始终存在。

而事实上，作为全国最大移民城市，深圳的教育投入常年居全省乃至全国领先水平，只是仍难以满足现实需求。

近5年来，深圳累计财政性教育投入2800亿元，年均增长20%，总量及增幅均居全省第一。其中，基础教育的投资占比一半以上。

2017—2019年期间，深圳基础教育投入1434.8亿元，年递增29.35%。在2019年深圳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中，基础教育投入占比为67%。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也是国内最早开始实施对非深户生源保护的城市。目前，深圳市63%的义务教育学位提供给非深户籍学生，比例位居全国第一。2018年1月，深圳出台《非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使得非深户学生的入学政策进一步宽松。

从增长速度来看，学前教育的财政投资增速最快。2018年年初，深圳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为20.79亿元；2020年年初投入已经达72.1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85%。

2020年将成为深圳学前教育建设快速发展的一年。深圳市预计，2020年全市建成普惠性幼儿园（保教规范、收费合理、面向大众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超1400所，公办园在2020年年底的比例将由不到4%提升至50%，公办园、普惠园在园幼儿占比超过82%。

为了增加学位，深圳还将在5年内新改扩建150多所公办中小学校，新增25万个学位。目前深圳市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率达到100%，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率达到96%。

不过，5年内新增25万个学位的速度，相比于深圳常住人口的增长尤其是深户人口的增长而言，依然不够快。

截至2019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344万，比2018年末增加41.2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占比36.8%，同比增长8.8%；而非户籍人口仅同比增长0.1%。

对于渴望优秀人才的深圳而言，解决教育问题才能留住人才，满足其长久持续发展的需要。

越来越多的常住人口正涌入深圳这座城市，面对日益增长的学位缺口，深圳教育还将继续面临考验。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家长皆为化名）

不能让高房价透支未来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邓雅蔓|深圳报道

深圳的房价会不会透支未来深圳的竞争力？这是2020年最热点的问题之一。

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房价行情网《2020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房价涨幅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房均价上涨14.37%，名列全国第二。同期，国内城市二手房价上涨中位数为2.2%。

房价涨势加快，使得深圳与同为一线的北上广三市的房价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今年6月，深圳二手房均价高出北京20%，高出上海36%，是广州的2.09倍。截至去年底，深圳二手房房价比北京高4%左右，比上海高20%，是广州的1.83倍。

在中央对深圳先行示范区的规划中，时间跨度长达30年，先行示范区不仅要对标全球城市的经济实力，也对文化软实力、公共服务水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房价是痛点之一，高昂的房价无疑令创业和居住的成本高企。深圳至少要避免重蹈香港被“房地产绑架”的覆辙。

2019年8月，深圳房博会现场。

最严调控能够逆转深圳楼市吗？

7月15日，深圳出台最新住房调控新政——深八条。

区别于以往的购房政策，“深八条”开创了至少6项新的限购措施，包括将本地户籍的单身人士首次纳入限购队伍中、追溯离婚前3年房子总套数、调整首付比例、设立750万元豪宅线和明确新房抽签优先刚需群体等，被券商们称之为“深圳房地产史上最严调控”。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深八条”限购、限贷和加税三项轮番上阵，的确扑灭了一部分二手房的“虚火”，尤其是踩了750万元豪宅线的二手房。

据深圳市住建局房地产信息平台预录网签合同数据，“深八条”颁布后，深圳二手房网签量呈现断崖式下滑，从6月的日均450套降至222套。

二手房的成交价格变化并不大，但涨速变缓。2020年7月，深圳二手房成交价格环比6月上涨0.4%，比去年同期上涨14.68%。

相比于二手房，新房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受“深八条”影响要更小一些。2020年7月，深圳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02%，价格基本持平。

在深圳南山、罗湖和光明等新开楼盘，新房“抢房潮”仍在继续，验资门槛也居高不下。“深八条”颁布后，深圳华强北的刚需网红盘华强城市花园开盘销售，500个名额一共迎来了2.8万人认筹。

8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前往深圳南山区的一个新开楼盘参观，被销售员告知，参观样板间需要预约，还要验资300万元。

二手房成交量骤降，新房却持热不下，这也与深圳本土的限价政策有关。2017年1月19日，深圳出台新房限价政策，二手房与新房价格倒挂，新房的溢价空间更为购房者看好。

迄今为止“深八条”已经诞生了近一个半月，二手房的成交量遇冷，但对于新房和房价的影响相对有限。对于其后续影响，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预计，2～6个月后，“深八条”的调控效应方才逐步在房地产价格上体现出来，完整显现其效应则要等到今年国庆以后。

扩容是解决深圳楼市问题关键吗？

仅凭调控，确实很难解决深圳楼市面临的供需不平衡难题。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市的城市面积较为狭窄。与北上广相比，深圳城市面积差不多只有2000平方公里，不足北京1/8，不足上海和广州的1/3。

与之对比明显的是，深圳流动性人口的涌入数量遥遥领先。截至2019年底，深圳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343.88万人，比2018年末增加41.22万人。

据智联招聘去年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及人才流动报告》数据，深圳人才吸虹效应明显，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人才中有四成流向了深圳，三成流向了广州。

除了土地面积“先天不足”外，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深圳政府长期以来一直相对偏重产业用地的供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商业住宅供应更加紧张。

4月22日，深圳市住建局发布《深圳市住房发展2020年度实施计划》，计划提出本年度计划安排商品住房用地供应125公顷，拟建设商品住房6.3万套、建筑面积563万平方米。

5月8日，深圳市住建局发布《深圳市2020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计划供应建设用地总量为1200公顷。其中提到，深圳今年产业用地计划供应量不设上限，只要是符合深圳产业方向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优质项目，深圳一定有地可落。

在优先产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住宅房地产的供应空间难以得到保证，房价很难降温。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关键节点，人们一直在热议深圳是否有“扩容”的可能？深圳会不会拥有更大的土地空间去规划？

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文件，该文件指出，“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优化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重要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强化用地等要素保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完善部分中心城市市辖区规模结构和管辖范围，解决发展空间严重不足问题。”

深圳会不会在这个中心城市的名单之列？

8月4日，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意见的函》文件。文件不仅点名深圳“双区叠加”优势，还提出放开深圳对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公园绿地内的建设用地、土地闲置费的收取标准、违约条件下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权利，给予了深圳更多的土地统筹权。

土地统筹权在手，似乎给了“扩容”更多的想象空间。

2019年两会期间，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马光瑜等人提交《关于进一步深化深汕合作区融合的建议》提案，建议深圳全面代管汕尾市，最终将汕尾市整体划归深圳市管理，深汕合作区形成。

目前，深圳部分中低端制造业、人口密集型产业正陆续往深汕合作区中转。

坊间对深圳扩容的热议带来了深圳周边城市地产的 “狂热”。自“深八条”7月15日颁布后，临近深圳的惠州、东莞等地房产作为购房者的备选，交易进一步升温，以致东莞也不得不加强了房产调控力度。

发力基础科研，补齐最大短板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深圳报道

7月的最后三天，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连续走访了四所高校：上海交通、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

在特殊的背景下，外界对任正非此举解读颇多，但最根本的一点无非是为了科研和人才。

这令深圳乃至广东的教育界人士颇不是滋味。“任正非从来没去过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学在科研创新领域特别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远没有取得突破。”这是来自广东人的自省。

当然，这也是广东尤其是深圳的短板。

2020年7月24日早晨，深圳前海，年轻人们行走在上班路上。

短板

40年前，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起步的，人文和科学的基础几乎为零。

1983年，深圳才有了第一所自己的大学——深圳大学。到了2010年，教育部同意深圳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再后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暨南大学（深圳）、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深圳)等也相继在深圳落地。

即使这样，深圳的高等教育资源相比北上广，甚至武汉、西安、合肥，依然存在天壤之别。

“高校和科研机构较少，这一直是深圳很突出的短板。深圳市政府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加强补短板。”深圳市科创系统相关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受限于本地科研和教育资源的匮乏，早在上世纪90年代，深圳便开始了“产学研”模式的探索。例如，1999年，深圳市政府和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携手，共同创建了深港产学研基地。深圳提供土地和资金，让两大高校的科研成果在深圳实现产业化。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大疆创新董事长李泽湘是最早参与其中的学者，这也才有了后来大疆在深圳的诞生。

“借鸡下蛋”这一模式解决了过去20年深圳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装备制造的核心技术问题，助力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完成了转型，诞生了一批科创型企业，如今这一模式也被全国的很多城市复制。

当下的深圳已然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但这只是起点，远不是深圳的目标，中央给深圳确定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从这个目标来看，仅仅靠“借鸡下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未来深圳创新的要求。

而当下深圳在科学基础研究方面的薄弱已经成为“硬科技”产业中的硬伤。

以集成电路(即芯片)产业为例，这一直是深圳的重点产业，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截至2019年年底，深圳市共有230家集成电路企业，2019年总体年销售收入超过1400亿元。但在中美经贸摩擦之下，芯片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成为国内芯片产业无法回避的问题。

前沿、关键和核心技术研究缺乏，中小芯片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不足，产业链不完善，制造和封测环节薄弱等等，被认为是深圳芯片产业的痛点。

“深圳前40年的发展，已经将技术产业化做到了极致，这是深圳的优势，但底层基础科学研究的缺陷也越发凸显。”上述深圳市科创系统相关负责人坦言，“特别是一些高水平的科技公司，已经慢慢触及必须要有基础研究来提供支撑的领域了。”

在2016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任正非说，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中国在应用科学领域是处于全球创新位置的，尤其在互联网方面，但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说。

补链  

这个矛盾在现阶段的深圳尤为突出，这是深圳市正在专门研究的问题。

2019年10月，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这两份报告直指深圳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薄弱：深圳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为3.13%，低于北京(14.7%)、上海(7.7%)及全国(5.5%)；深圳基础科研获国家资助较少，2018年深圳高校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科研经费占全国比重分别为0. 93%和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仅为北京的1/14、上海的1/8；深圳共6家国家重点实验室，远低于北京（116家）、上海( 44家)、广州（20家）；深圳没有入选教育部“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与北京（8所一流大学、162个一流学科）、上海（4所一流大学、57个一流学科）、广州（2所一流大学、18个一流学科）存在很大差距；深圳全职院士仅46人，远低于北京的756人和上海的172人。

考虑到深圳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和房价高企，很多科创企业将研发中心设在了西安、武汉、合肥等这些高校密集、科研人才较多、研发实力较强的地方。

“深圳的高校资源还不是太强。旧金山湾区有很多很好的大学，而我们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联系还是欠缺，这是未来需要再强化的。”马化腾说。

根据官方数据，作为创新前沿的深圳，2018年深圳研发投入占到GDP的比重达到4.2%，相当于以色列的水平。但深圳以“4个90%”著称：“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企业。”

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坦陈，在过去，深圳市政府主要支持成果的产业化、产业的发展，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比较少。但如今政策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政府将每年拿出1/3的财政科研资金用于基础研究。以2019年为例，深圳科技研发资金预算规模为123亿元，其中基础研究安排45.36亿元，占科技研发资金比重36.87%。

据王立新介绍，过去两年，深圳成立了数十个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领衔的实验室，成立了13个基础研究机构，希望以这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机构的成立，吸引一大批全球的科学家和年轻的科技人员来到深圳从事基础研究，来补齐创新链的短板。

深圳正在努力改变基础研究薄弱的格局，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如同王立新所言，只有补齐了所有链条，才真正具有世界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毕竟，深圳对标的是全球标杆城市。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