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上海报道 

因境外疫情至今未得到有效控制，跨国企业整体受损严重，但最新数据显示，上海今年上半年实到外资增长5.4%，使用外资逆势增长。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外资在加快推进上海开放型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8月10日，《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及相关说明对外公布，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更高层次扩大开放、聚焦更高质量引进外资、凸现更加平等的外资保护和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务。

在疫情背景下，上海加快制定出落实《外商投资法》的地方性法规，有助于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也发挥了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引领和标杆作用。

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强调要“稳住外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为接下来的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外资到中国来，究竟有哪些实际需求？外资企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有多大？疫情与贸易战会如何威胁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地位？带着这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8月中旬专访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上海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赵晓蕾。

视频剪辑 王雨菲

中国经济周刊：上海今年上半年的外资发展情况怎样？您近期调研的外企，他们如何看待上海的投资魅力所在，有哪些实际需求？

赵晓蕾：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上海上半年实到外资102.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4%，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

其中，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贸业推动了服务业的实际（增长），而制造业下降了，这个是上海外资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因为去年由于特斯拉等一些制造业企业的入驻，去年制造业是增长的，但是今年外资制造业的比重下来了。

可喜的是，今年上半年信息服务业（商贸和科技的服务业）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22.6%。这说明上海正在向数字化经济转型的步伐当中，得到了海外资金的投入和支持。

在目前全球的格局来看，中国反而是海外资金的避险区域。因为全球的其他地方生产制造能力还没有恢复出来，但中国疫情控制得好，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整发展的格局，以外向型为导向，变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促进格局。

我们最近去走访了欧姆龙、Oracle、SAP等外企，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市场采购的时候，外资企业能够获得公平平等的竞争机会，这是外资持续投入的信心增加的最基本的元素。其实他们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期望——期望中国地方政府在整个（开放市场）政策的影响过程当中，给予外资企业同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就可以了，只要这一点存在，外资下半年一定会继续增加。

中国经济周刊：外资企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有多大？ 他们在全球布局产业链时考虑哪些因素？下一阶段中国如何保持优势？

赵晓蕾：中国是过去30年全球价值链繁荣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和激励机制。例如，中国独特的加工贸易制度，为全球价值链延伸到中国，提供了接近自由贸易的微观环境。通过融入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全球价值链，大批中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在品牌、技术与产品方面的革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成功地将“中国制造“或者“中国组装”推向世界市场。   

中国企业融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中国企业以价值链龙头企业合同供应商的身份，不仅参与了服装、鞋子、玩具和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价值链，也参与了高科技产品，例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等的价值链。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从最初单纯为外国龙头企业组装最终产品，逐渐扩展到为国外上游企业提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中间产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和内饰配件出口国，世界最大的活性药原料生产基地。例如，在电子、计算机和纺织制造领域，德国对中国生产的中间产品尤其依赖。在德国制造业中，所有进口投入量的10%来自中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意味着一些企业的生产过程会缺少重要零件，大幅影响企业生产。     

中国企业为全球价值链提供组装服务，加工和制造零部件，或者最终产品的规模，决定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全世界最大电子消费品制造商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都是在中国组装的；中国6500亿美元高科技出口中的60%，是利用外国核心部件加工，最终以外国品牌在海外市场销售的；H&M 在中国有800多家合同供应商；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中国大约有5万家供应商，这些企业每年为沃尔玛的美国连锁店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低价值产品，相当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10%。但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是它为国际市场服务角色决定的，与中国本土市场规模无关。

受疫情影响，国内许多企业不得不停工停产，不可避免地使得中国总工业产量大幅下降，与上一年相比，中国在今年1月和2月的工业生产数据下降了13.5％。工业产量大幅下降造成了中国对全球所有地区的出口下滑，导致许多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量也开始急剧下降。

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的流行，还让许多国家认识到医药品国产化的重要性。

今后，关系国民健康的医药品将与粮食和能源一样，被各国列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清单上。医药品全球价值链回归本国的趋势将不可避免。日本政府公开宣布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日企把口罩、消毒液、呼吸机和人工肺等医药品制造产能搬回日本；对于日本企业在国内扩大活性药成分产能的投资，提供50%的补贴。欧洲医药协会主席ChristophStoller也呼吁欧洲制药厂把生产主要活性药成分的产能搬回欧洲，以保证欧洲药品供给的安全。 

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会使各国企业重新考虑其国际生产外包方式，以避免未来的供应瓶颈，同时提高供应链的弹性。企业在作投资区域、生产地点的选择上，也从过去单一的成本考量和经济因素驱动逐步调整选择策略，转而更多考虑面对全球冲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抗御能力，这将影响很多跨国企业在决定迁移生产或重新考虑投资区域时的评估和决策。将供应链国有化或区域化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世界经济中供应商的多样性，并减少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资本流动中获益，以及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机会。  

病毒与贸易战的叠加将威胁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地位。未来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新调整，把服务于非中国市场产能搬回本土或者朝第三国分散，预示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辉煌时代即将过去。中国必须通过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换，来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经济周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上海投资促进中心在促进外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赵晓蕾：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联合国项下推进产业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专门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上海投资促进中心是联合国工发组织全球投资与技术促进网络的一部分，是工发组织全球九大投资促进中心之一。

我们总部在维也纳，九大投资促进中心分别在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巴林、韩国、日本、北京和上海。这9大投资促进中心是作为联合国工发组织在推进投资和技术促进方面的一个工作“抓手”。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工发组织上海投资中心也正是在这一年在上海成立。

19年以来，我们中心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上海把外资和技术引进来，帮助中国的一些好的技术和企业项目走出去，引进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去。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将外资引入中国，在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话语权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努力？

赵晓蕾：做国际性的投资促进工作时，要有一个对标国际的通用话语体系。通俗说来，就是要用国际上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语体系，来跟其他的国家对接。

所以在宏观层面，工发组织根据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制定相关标准供各国政府参照。比如，我们有生态产业园区的标准，通过标准的推行，将对整个园区的产业结构、园区治理能力和环境保护等相关维度进行评估，从而对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就像世行的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估它也是一个标准，通过对标的行为来改变管理理念，提升人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的效率。

其二，我们从工具和方法论层面来赋能地方政府和相关投促机构。在投资决策工具方面，比如说西方的会计准则和中国的会计准则是两套不同的系统，那么如何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吸引到西方的资本，让西方的资本看得懂我们中国企业的财务报表？为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工发组织开发了一套公共产品，我们叫做COMFAR的投资决策系统，通过这套系统，中国企业把财务报表相应的数据输进去以后，COMFAR系统将自动输出一套符合西方会计准则的财务数据结果。这样，就能够让西方的投资人到中国作投资决策时能够看得懂中国的企业或项目到底发展的怎么样，是否值得投资。

编辑：姚坤

（版权属《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