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上海报道

继在上海设立中国区总部后，丹麦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的丹佛斯近期又增资3000万美元在上海设立投资总部。在谈及为何增资时，丹佛斯中国区总裁徐阳表示：“中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7月22日举行的上海外资项目集中签约会上，丹佛斯与其他53家企业一道集体签署了增资上海的协议。这是今年以来上海第三次举行外资项目集体签约，三次签约总项目达183项，总投资额319亿美元。

另一方面，据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或将在2019年1.54万亿美元的基础上下降近40%，这将使全球FDI自2005年以来首次低于1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国际大环境虽然不景气，但流入中国的外资却不断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上海实到外资102.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4%；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6家、研发中心10家，累计分别达到746家和471家。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上海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赵晓蕾近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这样评论：“疫情与贸易战叠加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国市场或将成为境外资金的‘避风港’，其中，全球FDI正在‘用脚投票’进上海。”

在7月22日的签约仪式上，54个外资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额超过80亿美元。受访者供图

“第二故乡” 的情义有多重？

丹佛斯中国区总裁徐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进入中国市场20余年来，中国市场已经成长丹佛斯全球第二大区域市场，为集团业务增长贡献率高达1/3。2019年，丹佛斯在中国实现年销售额63亿元（人民币）。丹佛斯目前在中国共有6大高端制造基地，员工总数4500名。

“上海作为丹佛斯的重要立足点，对公司在中国乃至亚太市场业务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上海市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政府部门服务职能不断优化，尤其是2019年《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的推出，为跨国公司在沪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上海市作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外资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大幅增加。”徐阳对记者说。

说起把上海当成“第二故乡”的外资企业，特斯拉应该也能算上一个。特斯拉在上海建造的“超级工厂”，是美国之外的首个特斯拉工厂。

2018年，中国宣布允许外资全资拥有电动汽车制造企业。特斯拉成为中国政策的受惠者。

仅用357天，上海临港的一片农田变身为特斯拉超级工厂。今年二季度，特斯拉生产了超过82000辆电动汽车，并交付了约90650辆汽车，高于预期的74130辆。其中上海工厂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家全球市值第一的车企首次连续四个季度实现盈利。 

马斯克在今年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表示，上海工厂的零部件国产化率目前为40%，至2020年底预计将达到80%。

今年年初在国产Model 3交付仪式上起舞的马斯克，就曾多次赞叹上海速度。他说：“感谢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和上海团队的工作，我们共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上海速度。”

今年5月，上海出台新政加快特色产业园区建设，欲复制一批“ 特斯拉项目”，推进一批新动能产业。

所谓特色产业园区，主要突出“三特”，特定产业方向、特优园区主体、特强产业生态，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六个关键领域核心环节。

可以说，从“特斯拉奇迹”的诞生到“上海速度”的复制推广，见证了上海对优化营商环境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折射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与行动。 

中国是除美国之外，外资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

2019年是上海新增外资项目数和实到外资最多的一年，连续第二年实现项目数（同比增长21.5%）、合同外资（同比增长10.1%）、实到外资（同比增长7.1%）“三增长”。

截至2019年底，上海累计引进实到外资2594.88亿美元，其中商务服务业为外资增长的重要支撑，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为外资增长的新动力。此外，上海在进一步加快智能制造业落户，吸引跨国公司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沪设立总部，以及扩大开放深入推进服务业项目引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上海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赵晓蕾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时说，尽管中美已有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摩擦，但2019年美资对上海实际投资同比增长了29.6%。今年一季度，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为46.6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5%。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增长6.5%，占全市的比重为94.9%。

这个结果和UNCTAD此前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中国市场依旧保持着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中国是除美国之外，外资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赵晓蕾认为，虽然全球FDI连续多年持续下跌，但中国依然是FDI的净流入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持续开放政策、发展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日益改善的营商环境。

为何这样说？

赵晓蕾进一步分析：2018年，约55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其中，外国投资限制和监管正在增加，在新的限制和监管中，发达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由于政府干预，2018年许多跨境并购交易宣告失败。至少有22笔交易因监管或政治原因受到阻碍或被取消——是 2017年的两倍。9笔交易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被暂停，3笔交易因竞争 、主管机构的关切而被撤销，还有3笔交易因其他监管原因被中止。另有7笔交易因东道国主管的批准拖延而遭放弃。

赵晓蕾解释说：“投资政策中的国家安全论点最初是用于控制外国参与国防工业的一种手段。此后，被逐渐扩展用于保护其他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现在还被用来保护被视为在新工业革命时代对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国内核心技术和专门知识。”

赵晓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前瞻性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已经开始。2018年缔结的现代条约通常包括可持续发展方向、对监管空间的保护以及对投资争端解决的改进或省略。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行动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对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融合考虑已从小众做法转变为主流业务，”赵晓蕾说。“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中对这三方面都表现出来了良好的恢复能力，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近期，国际知名工业软件提供商达索系统公司将亚太总部搬进了上海，“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加速期，看重的是上海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蓬勃发展的势头，”达索系统全球执行副总裁罗熙文对记者说。

中国的速度、韧性，以及政府支持的力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进步，推动着这家法国跨国公司加大在上海的投入。

跨国公司TOP5000今年盈利水平下调30%

不过，此次全球疫情以及其带来的二次冲击已严重影响到全球的生产和贸易，其对投资领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今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达到了惊人的83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资本流出。

与此同时，提出紧急融资请求的国家也前所未有地达到了80多个。尽管一般来说国际直接投资的波动性较小，但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国际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UNCTAD在3月26日预估，受疫情影响，在2020-2021年期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将减少30%～40%。因此可以预见，工业化经济体的需求和生产停滞以及从发展中国家的撤资引发的“第二次冲击”将为全球生产网络带来持久的影响。

根据UNCTAD的报告，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前5000名的跨国公司2020年盈利水平下调了30%。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包括能源和基础材料行业（能源行业下调208%）、航空业（下调116%）和汽车业（下调47%）。许多创建投资扩张和跨国并购被延期或取消，跨国企业可能将部分业务重组，以增强供应链弹性。此次疫情引起人们对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投资限制措施、愈发激烈的国际直接投资竞争以及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赵晓蕾认为，病毒与贸易战的叠加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中国应改变在过去30年中的被动全球化，转而变成主动全球化，围绕中国市场的消费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进一步用开放的市场主动吸引以可持续性技术为驱动的新一轮外国直接投资。

责编：周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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