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浣非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2期）

香港地区一季度经济大幅收缩8.9%，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跌幅。而3—5月期间的失业率已飙升至5.9%，为15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香港当下面临的严峻现实。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近日表示：“香港经济要重新出发，则重建秩序和重启信心至为重要。”　

保持和促进香港的稳定繁荣，这是在1997年前国际社会各个方面经常做出的愿望表达，而在香港回归后就很少有人刻意提“ 稳定繁荣”这四个字了，因为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香港若遭遇困难，中央政府不仅不会袖手旁观，反而一定会出手相助甚至相救，有中央政府兜底，香港的稳定繁荣是不存在不确定性问题的。

可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如此简单，作为一个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向经济体，无论是1997年前，还是1997年后，香港于外部永远摆脱不了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于内部则摆脱不了社会经济活动紊乱、失序的冲击，典型的如2003年“非典”、2014年“非法占中”及去年6月以来发生的反《逃犯条例》修订风波。过去的一年时间，香港首先遇到中美的贸易纠纷干扰，随后是“修例风波”引起的暴乱，过去的几个月又是全球疫情的冲击，可以说是三重打击。去年上半年，尽管受到外部经贸环境困扰，香港经济仍然保持了0.5%的同比微增幅。但是进入下半年，遭遇修例风波袭扰后，香港经济在第三季度陷入技术性衰退，出现了近10年来香港经济首次呈现衰退状态。鉴于经济下行走势，香港政府在去年下半年两度下调全年增长预测至-1.3%。同时，香港失业率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攀升，从上半年连续10余年的低位2.8%逐步升至四季度3.3%的水平。其中，与消费和旅游相关的行业，即零售、住宿、餐饮行业的业务持续低迷，合计的失业率达到5.2%。现在的香港经济仍处于不景气的状态，香港今年首季经济增长-8.9%。3—5月期间的失业率升至5.9%，为15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经过持续一年的反修例风波之后，如何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又一次成为引起香港内外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在香港经济增长难见复苏的今天，香港上下需重新再度反思、反省如何保持、维护香港稳定繁荣问题，躬身自问香港出现今天的发展空间日趋狭窄的局面，真的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国两制”带来的吗？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香港能否有效依托内地的庞大经济腹地、凤凰涅槃增强经济活动内生力、定位清晰地实现新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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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看，能够帮助人们形成稳定社会活动预期的，并不是经济回报、资本收益的高低，而是严谨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制度。制度经济学强调判断制度机制优劣的最重要标志，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其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机制，其实质上囊括了一些国家或地区所有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优秀的社会制度可以使经济活动在较低的制度成本环境下持续运行，否则经济体一定会出现另外一种经济活动表现。抛开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建设不论，香港由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渔港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金融中心，真正促进和保障香港一路前进的还是靠严谨、系统的维护社会经济有序运行的规则制度持续发挥作用，包括确保所有产权和经营产权不受侵犯的严谨产权制度，自1841年开埠以来实施至今的国际经贸活动交易成本最低的自由港制度，市场主体经营空间最大程度自由化制度，以及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实施的“一国两制”制度。对不同的经济体而言，制度的差异本身就蕴含着利益和机遇。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是追求制度上的趋同，而是要通过法律规定保证这种差异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这一制度属世界范围的一项关于在一个国度内对具有不同社会发展历史背景的局部区域实行有别于自身原有国家制度的卓绝制度创造，香港若能善加运用，将是促进香港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扮演交易中心角色、拓展内地市场的最大优势。

对任何经济体来说，社会秩序的稳定从来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对具有海岛经济特点的香港，内部环境的稳定更是吸引要素集聚及实现要素增值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条件。没有了稳定的基础社会条件，根本就不会有繁荣发展可言。这里稳定是前提，繁荣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香港属开放型的海岛经济，最忌风浪和失序。为了实现香港的长治久安，也为了使香港经济增长切实获得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尽快堵塞香港的国家安全漏洞无疑是一项不能再拖延下去的当务之急。

尽快完成港区国安法，是全面落实《基本法》、弥补《基本法》执行上的缺失的必要之举。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整体国家安全若不能得到保证，中国的整体利益必然受损，香港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何况暴乱不止香港必然失去安宁，经济必然会下行；“港独”猖獗更会使香港失去安定的政治环境，经济也不可能稳定发展；香港成为内外政治势力勾结颠覆中国的基地更会使香港发展优势渐失。因此，在“港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活动等各类违法活动在香港变得愈发肆无忌惮之时，中国唯有“亮剑”才会使西方政治势力与中国在香港角力的空间受到抑制，西方政治势力在港的代理人才会有所收敛，香港的社会秩序也会渐趋好转，香港经济才可能重拾升轨。与此同时，对《基本法》赋予港人的言论、集会和示威自由以及其他公民权利要继续予以充分保障，对香港居民合法权益及投资者权益予以最高程度的维护和保障，以增加全球对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信心，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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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天的发展已与内地形成了越来越不可分的紧密关系，也越来越多地对内地形成了政策及经济活动分工的依赖。在可见的未来15至20年内，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为了实现香港的更长远发展，香港将始终面临着如何把握内地发展机遇，更好地在内地经济转型、实现效率发展中发挥固有作用的挑战。为此，香港需把未来服务内地作为不断增加资源投入和强化功能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正视内地发展对香港发展的积极意义，致力改善方便和促进香港与内地要素流动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要意识到，香港堵塞国家安全漏洞，只是解决了香港发展的基础性风险问题，而香港自身能否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归根结底仍在于其自身能否持续保持服务中国内地和世界的竞争优势和服务能力。在长远服务内地方面，香港需长期持续强化三个重要功能，一是服务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功能及内地居民海外配置资产的功能，二是服务海外投资者投资内地的功能，三是服务内地在诸方面与世界联系的功能。如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累计超过1260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募资超过6.7万亿港元，总市值达到26万亿港元。这种需求未来仍会持续。自2014年起沪港通、2016年起深港通开通后，“北上”和“南下”累计成交36万亿元人民币；2019年起债券通开通后，已达成交易超过5.7万亿元人民币。相信未来此类交易规模将不断得到扩大。截至2019年，内地银行在香港总计持有8816万亿港元资产，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了373%。而内地驻港中资企业总数已逾4000家，总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这均表明内地和香港存在着越来越强烈的金融合作的巨大需求。未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模逐步扩大及内涵的逐步深化，内地居民财富管理会释放出巨大的国际化需求，这无疑会要求香港需在满足此方面需求上提早做好服务布局。

去年以来，美国在多方面对中国展开了遏制围堵，中国展开国家安全立法推进行动后，美国更开启了针对香港的种种特别打击措施，包括欲取消独立关税区待遇、限制美国资金流入香港等。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外部挑战，香港需化危机为动力，高扬自由港大旗，大力强化自身的要素集聚效能，主动与国际金融服务机构展开合作，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政府施政前瞻性，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建立全方位的资金流动组织体系，致力将外部挑战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如5月27日，香港证券交易所考虑未来挑战和发展，宣布旗下全资附属公司香港期交所与MSCI（明晟公司）已签订协议，将在香港推出一系列MSCI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的期货及期权产品，其中包括36只指数期货和一只期权。这一合约的签订也意味着，MSCI终止了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长达23年的合作。

2020年第12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