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武婧雅
整理|《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邓雅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2期）
编者按：在留学生武婧雅眼中，近期北京新发地市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引发的惊慌，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确诊病例每日新增300余例下人们的平静，形成了反差。
如今，东亚和西欧的疫情势头已经逐渐消退，排在全球病例数量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俄罗斯和巴西。54万多的总确诊病例，持续一个月、约一万例的日增长数量，俄罗斯的疫情不可谓不严峻。今年4月，中俄边境口岸绥芬河告急，俄罗斯输入病例一度成为中国新增病例的最重要来源。
从3月关闭所有边境、颁布居家隔离令，到6月逐步解除隔离、恢复正常经济生活，身处俄罗斯的武婧雅用100多篇日记记录下了自己在俄罗斯的观察与思考。
在这3个多月中，俄罗斯的普通民众经历了什么？确诊病例何以高居全球第二？ 6月以来俄罗斯全国每日仍有超过8000例确诊病例在增长，为何选择解除“隔离令”？
以下是对武婧雅的日记梳理。
“俄罗斯封锁边境那天，我第一次戴上口罩”
一开始，俄罗斯的措施显得十分强硬果断。2月20日，俄罗斯宣布禁止中国公民入境，那些回家过春节的中国同学只好暂时搁置学业。3月18日，俄罗斯宣布禁止所有外国公民入境，并在莫斯科郊外修建起叫作“新冠肺炎疫情遏制中心”的专门医院，为接下来可能的暴发做好准备。
此时，俄罗斯国内的感染病例还未破百，一半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仅有9例。俄罗斯的地广人稀和政府初期的果断措施让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身边的氛围也一片祥和，在我居住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舍友们照例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看病就看病，还有趁着卢布大跌四处看房准备买房的。
但很快，疫情的发展超乎想象。3月30日，俄罗斯宣布封锁所有边境口岸。
那一天，我第一次戴上了口罩。我没去药店买口罩，因为知道去了也买不到，早在2月初国内疫情暴发的时候，圣彼得堡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支援武汉志愿组织，挨家药店扫荡，几乎把圣彼得堡的口罩都买光捐给武汉了。现在能买到的口罩大多是中国人囤的货。
5月开始在俄罗斯地铁站口售卖的口罩
最终，我跟一个开奶茶店的中国人买了一包5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28卢布一个，大约折合人民币3元一个。我戴上口罩走到街上，心里还觉得没必要戴口罩，因为俄罗斯大街上真的人烟稀少，我只是想看看路人的反应。一切正常，没有人多看我一眼。
超市里的卫生纸和意面货架也空了，我第一次点外卖，虽然俄罗斯的外卖小哥确实是走路送外卖的，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慢，半小时就到了。外卖员戴了口罩。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开始禁止50人以上的公共活动。圣彼得堡公布了一个定点医院名单，市民可以去名单上的医院免费做新冠病毒检测。打开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已经成功遏制了新冠病毒在俄罗斯的大规模扩散，疫情完全在掌控之中，大家不要相信关于疫情大规模传播的谣言。
全民带薪休假的居家隔离生活
3月28日，普京宣布全国带薪休假一周，并称将在3个月内战胜疫情。一周还没结束，又宣布带薪休假延长至4月30日，后来一延再延，一直延续到5月12日。
3月底，俄罗斯开始实行居家隔离制度，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离开家门：寻求紧急医疗服务；在住宅附近的商店和药店购物；倒垃圾；在住宅100米范围内遛狗。
商店、餐饮业、公共活动场所纷纷停止营业。4月12日开始，疫情中心莫斯科开始推行“数字通行证制度”，出行需要在网上申请电子码。
新闻里的措施是如此，但身边的感受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尽管新闻上总在写着因违反隔离制度而进行了多少卢布的罚款，而身边却鲜见警察。室友在4月初去邮局取快递，回来告诉我：“天气真好，阳光晒在脸上暖融融的，很多人在路边野餐，还有情侣当街接吻。不过邮局还好，工作人员都戴了口罩，还设了一米线。”
这时，俄罗斯的确诊病例已经破万，单日增长超过1000。
出门回来第三天，室友觉得自己发烧了，害怕得不得了，立刻预约了一个上门新冠病毒检测。第二天下午5点多，医生上门来了，穿着防护服，背着小药箱。她给室友测了体温、听诊、测血氧，温柔地告诉她：“一切正常，不要紧张，你的状态非常好，也没有发烧。”
然后，医生让室友张开嘴，用一个小木片在她嘴里刮了一下，打开装试剂的小塑料瓶，在里面蘸了蘸，然后在瓶上写了姓名，把小瓶装回了塑料袋，塑料袋里有大概十几个三角形小塑料瓶，最后填表登记。全部过程花了大概20分钟，花费了8000卢布。
由于检测人数过多，检测结果一周之后才出来。幸好，是阴性。
随着俄罗斯的确诊病例数过万，我每天一边刷着直线增长的病例数据，一边看着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确诊病人从医院出逃，警卫追不上，然后“下落不明”，这样的新闻我起码看到过5次。宗教仪式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矛盾也令人无奈：喀山大教堂的信众排队亲吻圣物，而在市政府下令关闭教堂时，圣彼得堡东正教教会还打算把政府告上法庭，称政府的规定违背了宪法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4月30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确诊感染。“尊敬的总统先生晚上好，我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在和普京的连线会议上，米舒斯京对着电视宣布了这个消息。只见普京面色阴沉，叹一口气，用笔在面前做记录的纸上使劲画了个圈圈。
所有这些新闻带给我的唯一念头就是：坚决不能走出宿舍门。
比病毒更可怕的，可能是长期凋敝的经济。
5月3日起，俄罗斯的日增长确诊病例持续过万。地铁站的自动售卖机开始出售医用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口罩和手套成了每个人的常备物资。
中国驻俄大使馆开始给留学生发健康包，不住在宿舍的学生的健康包邮寄到自提点。我陪室友去附近的自提点——一家中餐馆取健康包，中餐馆已经暂停营业了，门口摆了张桌子登记发放。健康包里有两个N95口罩、2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一包消毒湿巾和两盒连花清瘟胶囊。
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开始凸显出来。我身边有两位打工的朋友失业了。一位是我的语言预科班上的中国同学，他在一家中餐馆打工，而中餐馆随着大批回国过春节的中国留学生滞留在国内而倒闭了。另一位是一个白俄罗斯朋友，他刚刚辞掉送快递的工作，打算去餐馆当厨师，实习已经通过了，但一夜之间餐馆全部停止营业，他只好又去超市送外卖。
在普京5月发表的一个多小时的电视讲话中，只有几句话涉及让大家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呼吁大家待在家里，其余内容都是在讲各种补助措施，比如享有福利的人，福利自动延期，失业金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暂停企业破产惩罚金之类。
有人在路边支起帐篷为疫情期间经济困难的人提供免费食物，大规模人群聚集，导致被拘捕。我想，对于俄罗斯来说，比病毒更可怕的，可能是长期凋敝的经济。
生活需要重启。既然不可能彻底关住大家，那再这么继续耗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再不恢复生产，恐怕人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
但抗疫仿佛已经陷入了僵局，截至6月中旬，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稳定在日增8000例左右。
人们慢慢习惯了数据每天的平稳增长，却仿佛已经忘记了病毒的存在。打开电视，每个台的右上角都提醒着“待在家里”“保护自己”，普京在一场又一场视频会议中讲话：“情况依然严峻，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换个台新闻在播报卫星地图显示的当日隔离指数：“大街上有很多人”；再换一个台，嘉宾们在节目中争吵，到底有没有必要居家隔离；下一个台，娱乐节目里人们欢歌笑语。
“病毒来了，治就是了”
6月初，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生活开始重启，自我隔离制度取消了。3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走进市中心，涅瓦大街上的年轻人换了夏装，比3个月前更加生气勃勃，街头艺人的吉他和手风琴依然悠扬。
冬宫广场上听歌手唱歌的人们
街头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即使戴，也大多是挂在下巴上，只有我和室友两个中国人，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和手套，像是从哪儿穿越过来的。部分商店开了门，ZARA门口排着长队，每次只能往店里放三五个人。麦当劳和汉堡王在营业，但不能进店，只能在门口的小桌前点餐。走进化妆品店，店员先示意，要用门口桌上的消毒液给手消毒才能进店。大型超市里反复播放着“请大家使用个人防护用具，佩戴口罩，自觉保持距离”的广播。
即便在地铁里，戴口罩的比例也不是很高
改变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人们习惯了网课和远程办公，习惯了一米线，习惯了在店门口点餐，习惯了随身揣着口罩和手套，在要求佩戴的地方戴上，也习惯了电视里广播里每天播报的病例数据。
喀山大教堂在地上为人们画了距离线
人们与病毒共存在这个国度，也许哪天病毒降临到自己身上，那——治就是了。这也慢慢成了我现在对待病毒的态度。
6月19日，我在上网课时，得知我的大学老师和她的老公被确诊了新冠肺炎。我听了心里一沉，她却好像并不太担心。
“还是少出去溜达吧。”上网课时，她笑着对我们说。我笑不出来，很严肃地问老师：“不看医生吗？”她说医生说给她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打。
“不吃药吗？”我问老师。
“吃药没效果，我老公说还是果汁管用。”老师回答。
俄罗斯人对于新冠肺炎或者说“死亡”的无畏和达观令我印象深刻。在3个多月的居家隔离期间，我没有在媒体上看到过医疗资源饱和、病人无处收治的消息，反而见到了因酗酒导致的死亡率飙升的新闻。
看着街头的人流量似乎要超过疫情发生前，我有些心惊肉跳。
6月11日，我在俄罗斯当地的媒体报道中看到一则消息：莫斯科大规模的免费普测显示，17.4%的居民已具有新冠病毒抗体。
2020年第12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