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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学术良知在于实事求是——再赞余永定先生的治学精神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疫情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大肆投放基础货币?这是否会引发全球性恶性通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一系列的问题在学者界激烈讨论。而今天(5月13日)看到一篇媒体对余永定先生的专访,并再次暗暗赞叹这位学者“敢于否定自己”的治学精神。

就目前而言,货币主义鼻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话——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还经常被国内学者不假思索地引用,但余永定先生作为中国顶级国际金融学家,却已多次明确否定了这个“圣经般存在”的观点。他认为,比起广义货币供应量,实体需求与通胀的关系更为紧密。摆在世人面前的事实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10年,尽管西方国家央行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但却始终无法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

余永定先生坦陈:我早年强调一定要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速度来降低通胀,但这还是比较教条主义。例如,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通胀率很高,为8%。根据以往经验,我主张不要放松货币政策、防止通胀失控。但没想到,当年10月一下子外需没了,中国就从高通胀变成了低通胀,并没有出现经验所示的“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经济增速上升”的因果连环。这其实也说明通胀不一定是由货币供给量直接决定的。

那么,物价涨跌的根本因素是什么?余永定先生赞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的观点:通胀率大小和实体经济供求的缺口有关。在萨金特的教科书中,通胀作为实物经济供求缺口的函数,其中根本没有涉及货币供给。应当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那货币供给是否会改变供求关系?理论上应当是可以的,但实际过程中则情况千变万化,必须实事求是地依据条件去推演结论,而不是机械、僵化、教条的照抄照搬。

实际上,研究早就发现:货币政策就像一根“软绳子”,通过紧缩拉住狂奔的经济非常有效,但要让这根绳子推动经济从冷到热,那货币政策则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原因是,在经济冷的时候,企业不想加大投资,所以你想给企业贷款,企业不需要,贷款再便宜也不要。这恐怕就是这些年为什么货币政策持续宽松,但经济很难有与之匹配的起色。

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代的变迁”,而这个变迁的基本经济依据就是“全球性债务危机”,既主要经济体全部被高额的债务率限制了增长动力。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大幅放宽货币的目的是:货币资本化。或者说是:以降低杠杆率为目标,并通过降低杠杆率拓展经济增长的空间。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该充分理解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在货币操作上异乎寻常,通过“扭曲操作”向市场投放长期、甚至超长期基础货币。其目的就是:激励股市上涨,强化企业股权融资,以此拉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降低债务率;进而赋予企业大规模投资未来、投资科技的能力。

这样的货币投放不会带来恶性通胀?事实已经给出证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消费物价上涨,而有的是股票市场价格上涨。那不是股市泡沫?泡沫破灭不是同样打击经济?“只要货币政策不出问题,股市暴跌不会造成什么严重金融后果”。这也是费里德曼的名言。实际上,美国过去实践已经证明了其货币政策的成功。按耶伦的测算,美联储10年货币政策,美国企业通过长期稳定的股权融资增加了100%,而最不稳定的货币融资(一年期以下)减少了50%。

当然,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问题上严重失误,骤然打断了已经恢复健康的美国经济,而给它带来灾难性的打击。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过去的美国经济还可以通过时间和打劫的手段实现“再伟大”,那这次疫情,因初期被“轻视为感冒”而带来“超级经济后果”,可能会彻底击垮美国原本企图的经济梦境。这恐怕也是美国决策层的一些人,面对无奈的疫情变得“超级抓狂”的关键原因。

回到货币政策,无限宽松手段的应用,证明美联储也变得焦躁而抓狂了。这是不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确定,但可以肯定:发生灾难性后果的概率将远远大过以往。余先生这样的看法非常客观。

相对于美联储的焦躁和抓狂,中国的货币政策则“略显保守”,或者说,有些“克制过度”。余先生主张,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与之相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是典型的逆周期调节,中国没有理由拒绝。而我们的一贯主张是:货币政策需要有“适度的克制”,但不能“克制到保守”。中国需要加大“扭曲操作”力度,让股权资本带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

责编:吕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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