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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汉尼斯校长是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成功的企业创立者和世界一流大学卓越的领导人。本书是他近20年做领导的心得。每一项心得都用他亲身经历的事例写成，读来生动富有说服力，令人爱不释手。这是一本多年来少见的领导力宝典，值得反复阅读体会。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约翰·汉尼斯受教、施教于斯坦福大学，并在硅谷心脏执掌这座举世瞩目的“创新引擎”长达16年之久。这“十得”朴实无华，却富含深意。对于科技企业的领导者来说，我们更要深刻理解并特别关切我们社会中“深嵌人性而不能被算法替代的”部分。 

约翰·汉尼斯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8期）

在我25岁那年，我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助理教授职位的聘书，那是我梦想成真的时刻。虽然当时我还拿到了另外一些薪酬更高的教职邀请，但我当即就接受了这个职位。我一生中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首先是选对了一生的伴侣，其次就是接受了这个职位。

我刚到斯坦福大学任职时，那是在1977年，硅谷经济刚开始起步，信息化时代也才开启不久。苹果公司成立不足一年，英特尔公司也只是个生产存储芯片的中等规模公司。个人电脑、互联网、全球信息网络和移动电话尚未出现。我当时的教学和研究方向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虽然也参与了两家新创公司的工作，特别是吉姆·克拉克(Jim Clark) 的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的早期创立，但我当时的工作重心还是主要放在斯坦福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上。

我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与别人一同创立了美普思科技公司。从美普思公司成立到成功上市的 5 年间，我改变了许多。在此期间，公司遭遇过不少危机，我也发现自己应对这类事情越来越得心应手。

我其实可以单纯做一个教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工作者能做到的最有收获且最受尊敬的工作。但是，我选择走上了一段领导力之旅，这深刻影响了我过去20多年的人生轨迹。

我在斯坦福大学最初的工作对领导力技能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当时，我主管着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1996年，我被委任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

1999 年，事情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时任校长格哈德·卡斯珀希望我去接替康多莉扎·赖斯，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相当于大学的首席运营官，掌管斯坦福大学的运营事务。

几个月后，让我惊讶的事情又发生了。卡斯珀校长公开了他在学年末辞去斯坦福大学校长职务的想法。斯坦福大学校董会最终决定希望聘请我担任斯坦福大学的第10任校长，任期从2000年秋天开始。

虽然还需要通过一些审核程序，听到校董会的初步决定时，我吃惊极了，也有很多的担心。我当时只有47岁，管理大型机构的经验很有限，对运转一个庞大的机构所知甚少。我担心会让所有人都失望。但是，我也被这个挑战深深吸引，希望能有机会去推动一个机构的发展，特别是这样一个对我有着深刻影响的机构。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我的答卷是否令人满意?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是一位还算不错的领导者?我的团队是否让这所杰出的大学变得更好了?这些不能由我评价，得留给世人去判断、让事实去检验。

在2016年我的校长任期结束时，斯坦福大学很多关于学生和教师质量的指标，比如大学排名、申请难度和录取接受率，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与此同时，我和教务长在任期初定下的其中一个目标也已经达成: 我们成功地让斯坦福大学在很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我的故事本应就此结束。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菲尔·奈特(Phil Knight)的帮助下，我一下子有机会实现了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景:为世界培养下一代杰出的领导者。我和奈特共同创立了奈特 -汉尼斯学者项目(Knight-Hennessy Scholars)，这是继一个世纪前罗德学者项目(Rhodes Scholars)设立后，规模最大的同类学者项目。

奈特-汉尼斯学者项目帮我重拾了教育者和创业者的双重身份。我需要从零开始发展这个项目，也需要探索如何才能培养这样一批杰出的、有志成为未来世界领袖的年轻学者。

因此，我开始重新学习和思考这一命题。我探访了一些好友，回顾了一些曾读过的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很多与我相识、相知多年的成功领导者。与此同时，我也第一次反思了自己在担任斯坦福大学这个伟大机构的校长期间的一些经历。

我的总结可能和很多流行的有关领导力的观点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我所看到的有效领导力的关键因素是: 重要的基本原则、对这些原则的坚守，以及一系列促成机构改变、发展的举措。

菲尔·奈特和我都深刻认同当今世界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领导力危机，这广泛地存在于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之中。在政治领域，我们能看到失效国家和内战的存在，也能看到甚嚣尘上的种族歧视、仇外情绪，以及在某些国家聚敛财富的独裁者。在商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领导层将企业带入歧途的例子。前有安然事件和世通公司丑闻，后有富国银行和大众汽车的案例。非营利性组织也一样，本应秉承崇高教育使命的大学竞技体育系统也丑闻频出。

无论在政府、企业还是非营利性机构中，当领导者们违背了最基本的原则，将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他们所服务的机构、员工和客户的共同利益之上时，这些危机就可能发生。

更难衡量但恐怕也更加普遍的问题是，针对如何通过必要的变革举措去引领组织发展，存在着普遍的认知鸿沟。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无论一个机构的历史有多长、积淀有多深，如果想在21世纪继续保持活力，就必须改变和求新。

该如何应对这些领导力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的写作目的正是为了把我的发现分享给读者，也给近几年将要入学的奈特-汉尼斯学者，以及那些在我离开斯坦福大学之后才入学的学生们。但这本书首先是写给我自己的，让我可以串联起对领导力的一些碎片化思考，也让我有机会从一个与此前不同，也更加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主要事件。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开启如何在 21 世纪用变化的视角重新审视领导力的本质的讨论，也希望这个讨论能够有助于奈特-汉尼斯学者项目的培养方案设计。

（本文为本书作者自序，有删减。）

2020年第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