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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预测到预案: “开城而战”的5P和5T

虽然城市街头已经逐渐开始堵车,但总有一丝不安的气息萦绕在人们心头,推动着各地的政府决策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开始从各个视角,审视一份针对未来之战的“预案”的各个维度。

杨再飞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8期)

全人类的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役,当前可以说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国外,感染人数迅猛增长的势头总体已经被遏制但并未大幅度下降;在国内,武汉打开城门的同时,从北京到广州再到绥芬河,“外防输入”的压力空前增加。因此,虽然城市街头已经逐渐开始堵车,但总有一丝不安的气息萦绕在人们心头,推动着各地的政府决策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开始从各个视角,审视一份针对未来之战的“预案”的各个维度。

已经持续3个多月的这场全人类的抗疫战争,也使人们对新冠病毒有了基本了解,概括来说是“三高”:高度隐蔽的传染性;高比例的重症患者(与流感相比);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医疗资源的挤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下一步“开城而战”的新冠病毒抗击“预案”的各种“组件”,开始逐渐成熟起来。笔者不揣冒昧,试着从我们参与武汉战“疫”的实战经验出发,综合近期对国际国内抗击疫情手段的跟踪,做一些框架性的陈述,希望对各地各层级预案的准备者和决策者提供参考。

打响未来之战的5P

第一步:情报准备和分析预测 (Predict)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还有下一轮高峰,何时会来?先行指标是什么?多大烈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4月初在接受采访时提醒,要对是否会出现第二波疫情或反弹保持警惕;应通过科学抽样方法检测核酸和血清抗体,评估人群免疫水平和疾病走向。

随后,一些省份开始进行人群血清抽样检测。血清检测的目的是发现某个人是否已经拥有了新冠病毒抗体,据此来推测有多少人已经得过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抽样,可以帮助推算人群中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若再加上对历史上发热门诊和感染人群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并补足某一地区当前门诊发热数据等,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对未来新冠感染和传播情况、发展趋势的数据模型,预测本地未来一周一月的发展,使得我们对于未来多长时间要准备多少方舱、多少医护、多少呼吸机等做到大致心中有数,从而配比不同等级的医疗和社区动员。

同时,也通过这些数据进一步刻画易感人群、分线人群画像,做好重点的预防。 根据对未来的预测,战略物资如口罩、消毒物资、呼吸机等的准备、分仓、存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相信全球各国政府都已经在全力着手。

这个模型的建立并非轻而易举。不过,伴随着数据维度的丰富和研究的加深,并在今后几个月中与现实和历史情况进行反复比对和修正,应该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准确性。这中间的关键除了进行数据的收集之外,还需要组织跨专业的专家顾问队伍,从流行病、社群传播、城市管理等多角度提供专家知识,使得模型不断被调优。如果能够以不同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以及不同地域的组合形成几支不同的预测团队,可能会更有帮助。

可以说,打响未来之战的第一步,是情报准备和分析预测(Predict)。

第二步:主动出击(Proactive)

在预测基础上的第二步是主动出击(Proactive),也可以称为积极防御。

新冠病毒抗击和预防的关键是一个“早”字: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只要“早”字抓得好,社会影响其实可以控制到非常小的范围。

一方面,要做到“与病毒赛跑”,就要最大限度地缩短新增病例从发病(检出阳性)到被收治(隔离)的时间。武汉战疫期间,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提出“精准推送,引导排查”,坚持每天通过大数据模型分析,向各区推送核酸检测首次检出阳性且没有住院隔离信息,或者发热门诊中医生填报有肺炎症状的人员。这些人员都会第一时间被找到,予以收治、隔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运转的,甚至可能比大疫情网更为敏感的预警干预体系。另一方面,如果能够让民众觉得可以非常方便地被检测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必到医院排长队忍受交叉感染的风险,那么人们的恐慌心理以及“恐医”态度会大幅度改善。

今年2—3月,韩国大邱和首尔的街头流动检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国内,检测费用已经大幅度降低,一些检测试纸也开始出现并被人们自助式使用。如果在这方面进一步总结经验,让检测新冠病毒能够低成本、高速度,那么对于民众自我保护、及早治疗、控制新冠病毒的交叉感染和社区传播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另外,利用中国发达的互联网,通过远程诊疗、AI诊疗等方式实现人群的及时就医、早期判断,也有利于早发现早控制,把传播控制在最小范围。

第三步:对重点人群 (People) 进行重点防护

新冠病毒最令人恐惧的一点是对人群的差别式攻击。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有基础病的人群和老年人群等有很高的重病率和致死率,而其他人群中的大部分可望自愈。因此如果能够针对这部分重点人群安排一整套精准的防范、检查、及时上报和治疗体系,对于城市的安全度提升和医疗资源挤兑的预防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在一个城市里,上述人群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是可以找到的。利用类似于定位手环、定期医生诊疗、高密度核酸检测等方式,越好地保护城市最薄弱的人群,就越能增强整个城市“开城而战”的能力和活力。

第四步:战场选择 (Place)

任何战争都要发生在一定的地理战场(Place)之上,古来名将大战都善于巧妙地将战争引至最能发挥己方优势、削弱对方优势的地形上展开,或凭山或用水,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带、交通路网和医疗资源的发展已经与传统的行政区划出现了一定的背离,在前一阶段的遭遇战中,这种背离带来的资源不平衡,在举国奋战的强大资源聚集面前可以说被轻易克服。但是当下一阶段的战争目标是弹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就应该尽可能实现相邻区域资源的充分配置,避免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

因此,有必要考虑在未来的抗疫战争预案设计中,打破行政区划,灵活划定战区。要通过上述的精准预警、精准干预,把发现新增病例之后的隔离范围划定在一个更加科学的范围,毕竟所有人都很难接受“封城”再次上演,要做好通过封一个小区、一个楼栋来快速阻击病毒的预案。 

第五步:弹性预案 (Plan)

上述几个方面有了充分的规划之后,弹性预案(Plan)就非常有底了。从笔者自己在武汉的实践看,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应该重点进行:

1.医护资源的弹性扩展。根据未来预测,培训各科医生包括退休医生、医学院学生,一旦发生情况,能够迅速根据需要扩大符合要求的专业医疗队伍,分配到隔离点、方舱医院、医院和ICU。

2.培训应急人员,定人定岗,枕戈待旦。城市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和应急情况下的政府部门以及企业(比如公交企业、快递企业、食品企业、餐饮企业、大货车司机、物流企业)都应该被确定战时角色,进行培训。在校大学生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志愿者资源。由于这是一支非专业非医疗的队伍,因此进行定岗分工、提前培训和演练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实现来则能战。

3.预案的层级拟定和培训演练。根据前述战略情报和预测的不同,拟定不同情况下的分级预案。包括从限制公交、限制局部城市交通、封闭一部分城市等逐级升高的预案。更细节的预案包括如何敲门、如何进门、如何送餐、救护车的救护原则和路线选择等。应该像日本的地震预演一样进行多时间、多地点、多场景的演练。

4.方舱医院和隔离点。这是中国做得最成功的部分,不赘述,备好即可。

5.大数据流调和溯源方案以及技术的尽快成熟。此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基本上奠定了大数据技术在流行性调查和溯源中的关键地位。目前,从新加坡、韩国等国的经验看,蓝牙技术、基站数据、二维码等的应用形成了不同的硬件、APP和数据挖掘方式的组合。针对疫情,苹果和Google最近也在联合进行基于蓝牙的数据交换模块的紧急开发,计划于5月份开源。这些不同模式各有优缺点,应该组织不同的团队抓紧研发,并在不同地方进一步试验成熟。

因此,基于我们对新冠肺炎历史数据的研判和一定的流行病学数据采样,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对新冠肺炎未来发生的可能性、烈度进行相对准确的预测(Predict),并且可以实施很多在大邱、纽约、新加坡、武汉等地行之有效的预先行动(Proactive),在此基础上,针对新冠可能攻击的重点人群(People)做重点准备,对未来抗击新冠的地理区域(Place)做更符合医疗资源分配的预先划分,并在上述这些准备工作基础之上制定和实施弹性的预案(Plan),面对新冠肺炎的“未来之战”,我们完全有信心以较低的社会成本赢得胜利的。

全社会协同需要5T联动

这场抗疫战争是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总动员,它要求我们在社会沟通、政府开放、信息透明等方面做出更好的全社会协同,笔者把这种协同概括为以下5个“T”:

第一,无论是在预测模型的建立还是城市预案的打造以及未来实践中,都要有跨界(Transboundary)的理念。新冠肺炎是人类最狡猾、最残忍的敌人,没有一个市长、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说自己能够完全了解和把握它,必须以跨学科的专家智慧、跨专业、阶层甚至国家的真诚协作,来赢得最后的胜利。跨界,还需要我们建立起持续运转的、跨部门的防控工作体系,特别是一个精干高效的组织指挥体系,一套智能化的科技支撑体系和一支“合成作战”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

第二,正如王辰院士所言,前一阶段中国的胜利是依靠了制度优势,是“组织的胜利”,下一阶段必须也只能依赖科技(Technology)的胜利。这一点相信全社会已经有了共识,因为如果不能精准歼灭新冠肺炎、较低成本地打赢这场战役,失业和经济衰退将是更无法抵抗的瘟疫。

第三,制定和实施的预案可能非常复杂,但是核心应该包含三个关键词:时机与不同等级措施的精确匹配(Timing)、充分的城市人群训练和演练(Training)、以及最为关键的——彻底透明(Transparency)。不同时机精确匹配强度由低到高的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措施对社会正常生活的影响,保持经济和社会活力。训练的作用也不言而喻,如果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疫情再度来临时连自我保护和如何专业转运等方面都磕磕绊绊,那么他们不但难以发挥作用,自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风险隐患。而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城市,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信息沟通越透明越畅通,哪怕这些信息告诉大家不好的消息,市民也会越坚定地与政府和专家站在一起,承担起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一起打赢这场全人类的共同战争。

(作者:北京海致网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2020年第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20年第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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