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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政策不能被“4万亿”所困

——必须充分估计“全球疫情危机”的严重性

如何看待“4万亿”政策?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客观评价。

《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6期)

吸取2008年的“4万亿”教训是正确的,但必须正确吸取教训。而错误认识“4万亿”的教训,会令我们应对当下的“全球疫情危机”畏首畏尾,而错失重大历史机遇。

如何看待“4万亿”政策?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客观评价。

2007年之前的若干年,中国经济“过热”实际是外需过热,美国金融机构帮助底层民众从房地产涨价中套取现金并用于消费,而他们所需的大量中低端消费品很多又来自中国,从而推动中国投资、外贸暴涨。此外,全球资源价格被“炒上天”,原油价格创出146美元一桶的历史高点,以致中国CPI高涨。怎么办?中国不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但没有抑制外需,却严厉打压了内需,甚至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出现明显信号,中国依然极度紧缩。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先生最近公开表示,自己曾三次犯错,其中之一就是明明已经看到美国金融危机,但自己依然主张紧缩。

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想说,因外需过热而不断紧缩,长此以往,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这时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外需突然缩减甚至归零,中国经济就会断崖式下跌,内需严重不足的境况被表露无遗。怎么办?补足内需。这就是当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突然转向,4万亿投资政策仓促出台的历史背景。

那为什么会出现之后“10万亿信贷增长”?因为金融危机前,中国一方面允许外资任意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用各种紧缩的宏观经济手段压制房价。结果外资因金融危机撤出,房地产市场流动性枯竭,各大城市土地流拍,地方政府财政吃紧。而就在这个当口,“4万亿”政策来了,地方政府报项目却拿不出配套资金,最后依托“平台贷”充当政府投资的资本金,以致当年信贷暴增至10万亿元。

这样一段历史的确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这是“4万亿”的错吗?第一,放任外资(大量是境外金融机构发售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基金”)在中国各大城市购房是错误的;第二,把“外需过热”当成“内需过热”去治理,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济内需,这是错误的;第三,2010年刺激政策突然退出,而货币却转向紧缩,以致民营资本流动性枯竭,中国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也是错误的。余永定先生也大胆地承认:2010年自己主张退出为时过早,这是他本人三次错误主张之一。可见,“4万亿”后遗症,绝非发源于“4万亿”政策,而是历史错误未获有效纠正的结果。

现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已经针对自身经济战疫需求给出了一些措施,但那毕竟是临时性措施,而“全球疫情危机”即将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需要更为充分、更为长远、更为坚实的根本性措施,让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真正成为机会。

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到底是什么?全力启动内需政策,让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全球资本,尤其是股权资本提供良好的利润预期,让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并借助资本的聚集效应,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


2020年第6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20年第6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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