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  陈琛  林雪萍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3、4期合刊）

新冠肺炎疫情正以另外一种方式冲击着全球制造业。中国艰难地复工复产，正在转变成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难题。许多畅销的消费电子新品在全球出现断货，许多国外生产商也受零部件短缺而陆续出现停工现象。很多人都在猜测，此次疫情对中国制造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到底有多大？

小小口罩，

彰显了供应链的快速响应特性

从最简单的口罩开始。在中国，口罩制造是一个不足百亿的小产业，但疫情暴发，口罩产业快速扩张，大量资源涌入供应链，这给我们观察中国供应链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微观视角。

中国口罩产能每天2000万只，而二产和三产全面复工，每天需要至少6亿只，即使考虑进口，产能也需20倍扩张。诸多行业巨头快速涌入口罩产业链，富士康、中石化、上海通用五菱、比亚迪、广汽集团等纷纷加入，而其他如广州启帆、新松、拓斯达、宁波均普、海尔卡奥斯等自动化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则积极推动口罩设备研制。

以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将产能提升到每天数亿只并非难事。但其背后的供应链系统搭建却很难一蹴而就。口罩产业，需要化工、机械、医药等产业链的相互耦合，而生产则是基于供应链的连接，生产，设备、工人、生产环境（如洁净车间）、材料缺一不可。这其中，设备的制造更须整合供应链资源，机械加工、电气元件、气动元件、焊接装置等，从设备制造商所对接的每一个节点，往往又会延伸出另一个网络结构。一台口罩设备的生产，可能需要几十家企业的协同。

小小的口罩其实是全球供应链集成的产物，其中涉及到的资产可能达到数十万亿元。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不依赖其他企业在绝对意义上独自完成口罩相关供应链构建，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主要依赖市场在供应链网络中协同、聚合，企业间的物资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精密编织。小小产品的从无到有，最终带来全价值网络的联通。

在放大镜之下，即使是口罩这样的小型产业也会呈现无比复杂和精致的供应链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的搭建耗时耗力，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工夫，需要大量企业协同工作。

疫情之中，口罩成为战备物资。大量民用制造厂，从原来经营的电子、石化等产品迅速转型为战备物资的生产，也反映了一个制造大国供应链的响应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战役之后，美国大量汽车生产线快速转为军品生产，很快形成了稳定的国防装备生产线，迅速改变了“二战”时期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海上舰队、飞机、坦克的数量对比。

这次疫情，口罩生产商快速上位，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强大的制造供应链如何才能实现快速调整。那么这个强大的供应链，如何与全球交织在一起？

中国供应链是一张全球大网

中国从2010年开始连续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2018年占全球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规模增长的同时，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也与日俱增，目前已成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8年货物贸易额为4.6万亿美元，占全球11.8%。无论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中国已成全球生产和消费供应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供给端看，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品，是全球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2018年机电产品出口1.46万亿美元，电力、通信、轨道交通等成套设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日益明显。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气和电子零部件出口国，其出口额是德国的5倍，占全球出口总额的30%。

从需求端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占全球商品进口的11%。国际市场上大量原材料、零部件和生产装备进入中国工厂，成为全球生产力的首要支撑。中国一直是集成电路最大进口国，多年来，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一直占据全球比重的60%以上。中国持续多年作为全球第一大机床进口国，2018年进口额94.6亿美元，比位居第二的美国高出31.6亿美元。中国还是工业机器人的全球最大市场，也是德国机械工业的最大市场。

巨大的供给和需求背后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大量原材料进入中国转化成零部件、整机或是最终商品，再从中国运往世界各地，中国和世界各国已建起无比庞大且复杂的商品贸易和供应链网络。麦肯锡分析，在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3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中国，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成为系统上的枢纽，体量不断壮大，身上的链条也越来越重，在全球供应链中脱颖而出，上千上万家企业在众多细分市场中数一数二。中信戴卡、江苏恒利、宁德时代、京东方、万向、歌尔股份等大众耳熟能详的企业，它们已是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节点，连绵不断的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和知识流都在经过这些企业源源不断地聚合、转换并传递到世界各地。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跻身全球供应链的中端和前端，而地位也在不断强化。目前，中国已成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是全球生产力的重要支撑；2018年，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46万亿美元，电力、通信、轨道交通等成套设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日益明显；中国是无数组装型产品最大的生产国，汽车产量占全球30%左右，船舶制造规模占全球40%以上，家电出口占全球出口市场的37%以上，手机和计算机产量占全球90%以上。

如果我们再朝产业链上游看，中国制造正为全球工厂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中间品，而装备制造规模已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资本品中的主要构成）的出口规模位居全球第二，非运输资本货物中间品贸易在全球占比接近30%。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向全球的工程远远不断地输出，从原材料、中间品到最终商品，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中国提供的技术、装备和零部件，而且它们大部分来自中国。

正因如此，如果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受到疫情冲击，其实质是全球性问题，发生在湖北武汉的疫情，可能会扯断中国，乃至全球某些产业供应链。

汽车和电子产业的环环相扣

制造业供应链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受到两个维度的影响：其一，产业规模扩大会带来供应链网络的线性扩张；其二，产品复杂度的提高会带来供应链网络的指数扩张。电子和汽车产业将会给我们呈现出无比庞大和繁杂的供应链网络。

汽车产业目前是中国制造业中最大的单体产业，数百家整车制造企业，数万家零部件和服务供应商构成了数以万亿计的生产规模。在疫情冲击之下，汽车的生产和需求受到双重打击。占据中国轻型车产量8%的湖北省基本上停止生产，超过700家的零部件企业也难以正常运转，而湖北省以外的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制造企业也因员工返岗、上游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等难题，在短期内难以达到合意的生产水平。产业链的阻塞将明显反映于整车制造，据乘用车联合会数据，2月份的前两周，中国乘用车销量大降92%。

汽车的复杂度使得零部件供应链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大多数生产单元的可替代性并不高，一些产品生产中断，下游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替代供应商，即使能找到，双方也难在短期内完美契合。例如，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分析指出，即使替换新的工厂，对方可能还要制造新的模具，验证新的材料，招聘并培训新的工人，这一过程很可能耗时3至9个月。比如比亚迪，其国内工厂无法完全复工的原因就是：零部件供应难以绕开武汉。

汽车是典型的封闭式模块化产品，大部分零部件对整车而言缺一不可，全球供应链上一个小小环节断流，都可能造成整个产业链停摆。例如韩国现代，目前它就因中国零部件供给停滞，而被迫关闭了3家工厂；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也表示，已将中国生产的零部件装在手提箱中空运英国，以维持生产，但如果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再持续两周，那这些零部件可能被耗尽。

电子产业同样呈胶着状态。电子产业是近年来制造业中增速最快的产业之一，大量电子产品的总装都在中国，手机每年18亿部、计算机3.1亿台，均占全球供给的90%以上。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产业链上大量中间环节的供应体系也来到中国，越来越多的隐形冠军在中国脱颖而出，而无数中国企业和世界巨头之间形成“多对多”的复杂关系，它们一起共同编织全球电子产业的价值链。

但疫情打断了生产的连续性，从屏幕、电池到外壳、机芯等等，供应链、产业链上的无数节点，无数协同的中小企业骤然停产，而现在复工复产，启动难度巨大。以富士康、比亚迪为代表的总装环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疫情期间，人员组织恐怕还需要更多时间；以立讯精密、蓝思玻璃为代表的中间生产环节，其产能同样受到材料供给和人员到岗不足的严重影响。更不用说大量中小企业，因为体量小、组织能力弱，他们的复工难度或远高于大型企业，但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却可能是大型企业一刻也离不开的重要环节。

显然，产业链、供应链上每一个单元都难独善其身，富士康们每年生产数亿部手机，如果沿着这条大江逆流而上，那我们一定会看到这大江的上游水系密布、河湖交错，任何一个点上受到冲击，整个系统同此凉热。苹果公司新品发布推迟，全因富士康复工艰难；苹果出品的AirPods可能供货紧张，全因歌尔声学、立讯精密短期停产。AirPods不过是个小小的无线耳机，但我们顺藤摸瓜追溯前端，荷兰恩智浦、美国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等半导体巨头均在其列，但如果因为中国出产的材料、模具、机械、胶水等因疫情影响，那该有多少境外厂商等受到影响？

全球供应链一体化使得风险难以防范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将天气变化的关联性做成了一个电脑模拟程序，计算结果发现，这个关联图像是混沌的，很像一只张开双翅的蝴蝶。于是，出现了所谓“蝴蝶效应”的表述：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句话实际说的是“误差”，即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误差，它也会随着不断推移而造成非常巨大的后果。换句话说，误差与结果之间呈现几何级数的变化。

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性产业分工越发精细化的制造业供应链，已经呈现出明确的“蝴蝶效应”。整个供应链上任何一个细小的误差，都会被推移为重大的结果性错误。也就是，任何局部的风险都可能快速转化为重大的系统性风险，甚至可能造成整个行业供应链的系统性崩溃。

所以，供应链越长的产业，受疫情的冲击越大；疫情拖延时间越长，产业链系统风险越大，重新启动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会呈几何级数增加。原因是：如今的产业链早已不是简单的上下游线性结构，而是纵横交错的复杂生态系统，其间任何一个子系统、孙系统、重孙系统……出现问题，或者系统群中任何一个小系统的物资流、资金流、人员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五流合一”过程中“某一流”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体系统紊乱，甚至产业链崩断的恶性后果。

全面防御、修补中国供应链之网

近年来，贸易战已经给全球供应链投下阴影，东南亚产业迁移、发达国家工业回流、数字技术本土化发展等多种新动向，都在不时地考验中国制造供应链的韧性，而疫情则像一阵龙卷风，再使上述动向更具方向感。

但是，建立一个中国般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谈何容易，想要撕裂它重新来过，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制造业具有极强的韧性，在政府、企业、员工的努力下，一定会将业已形成的全球供应链逐渐扳回正轨，但所有风险和修复难度必须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尊重供应链运行规律，瞄准供应链关键环节。

首先，在优先保障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同时，应站在生态系统的高度来考量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不仅要重视关键节点上的企业，还应注重各个节点之间的稳定关系，推动物资流、资金流、人员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全方位通畅。其中，信息流是重中之重，因此需要积极推动数字平台在供应链保障中的应用，发挥龙头企业的公信力作用，防止企业因信息不畅而陷入囚徒困境。

其次，防止因为冲击叠加造成供应链崩塌。此次疫情对于多数产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带来了巨大冲击，而各种冲击又会通过供应链相互传导、相互碰撞、相互叠加，以致部分环节受到严重破坏，犹如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特质，短时间我们难以发现供应链局部骤停，所以我们必须在冲击之后，第一时间进行收集分析，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冲击传导，防止单点或局部风险演变为供应链系统性风险。

第三，尊重复杂性并倚重企业的主动作为。疫情犹如飓风吹过森林，政府需要做的更多是预警、屏蔽、修复，但对产业生态的破坏程度只有企业才能精准获知，政府需要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保障企业生产要素需求，但更多且更重要的任务还需要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自行接通每一根血管。所以，政府应当不仅要广泛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同时还要帮助企业间相互协同。

文章完成之时疫情尚未出现拐点，中国制造业恢复满负荷运转还有艰巨的路要走；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拉长镜头，为保护中国制造供应链、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健康做足、做好深度对策。

（本文作者陈琛系机工智库高级研究员、机工战略工作室负责人；本文作者林雪萍系北京联讯动力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年第3､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