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对经济、民生、社会治理、公共卫生、环境与生物安全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本期邀请的专家从各个角度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当前与今后多个领域的问题与化解之道：

“尽可能营造消费氛围，从需求层面拉动各项产业快速复苏。提升产业链应急响应能力，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能力。”

“一定要特别关注外贸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困难，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全面促进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全力避免由于疫情时间过长可能导致的某些物资的短缺现象。”

“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  黄奇帆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3、4期合刊）

此次疫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说明我国现有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还有很多系统性问题？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疫情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芽？大疫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建议 （一）

关注公共卫生消费与投资的高效性

40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201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各占1/3，但最近5到10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已占GDP的60%左右（2019年），而投资和净出口仅占40%左右。可以肯定，要保持经济长久增长，就必须保持并扩大消费的拉动力。

消费包括个人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总体看，个人消费虽有一定上升空间，但已有限，而政府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却存在巨大潜力。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我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为此建议，疫情之后，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形成社会服务平衡。

建议 （二）

增量提质扩编中国医疗系统

此次疫情表现出我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实际情况是，除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外，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不足、设施配置不到位，而中小城市各级医疗资源配置更是不齐全、不合理，医疗设施、医治水平参差不齐。这就是大城市、大医院往往应接不暇主要原因。

对比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许多小医院的设施配备与大医院基本无异。所以，有计划地补齐城市医疗系统短板，提高医疗设备质量，这就是财政公共消费的具体内容，而且政府每投入一台设备立即可以服务民众，变成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

为此建议，第一，国家要像投资高速铁路、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如果中国3.3万家医疗机构变成5万家、6万家，那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其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产生极大的经济拉动作用。

第二，除硬件外，着力解决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的问题。现在，很多医院编外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或者2/3编内、1/3编外。那为什么不能增加10万至20万个编制，让编外医生和护士进入编内？表面看，入编要增加财政支出，但这一方面可以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可以产生杠杆效应。事实上，医护人员并非完全吃皇粮。目前，政府在医院编制上的投入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1/5，所以总体看，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编制投入理所应当，更何况它还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第三，大幅提升医务人员数量。2018年末，我国医务人员总数仅为1230万人。如果按美国4亿人口中1900万医务人员的比例，我国提升空间巨大，如果通过政府投入使医务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到8000万人，必将对我国未来的GDP增长构成巨大推力。

建议 （三）

建立独立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它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某家三甲医院可以兼顾的事项，而是职能区别于一般医院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体系，是一个跳出常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的、作为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体系，所以必须依赖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立。在美国，这套系统直属总统管辖，公共卫生事件直报总统卫生安全委员会，卫生安全委员会设计处置方案报给总统。

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应急响应体系——层层拉警报、层层发预警的报告制度、紧急行动预案制度及其落实机制。其二是防疫物理设施及其管理与使用制度，比如隔离病房10000张病床既要大量集中在几个定点医院，同时也要分散在各个医院，以此确保发生疫情病人马上可以集中隔离，避免传染扩散。其三是疫情下紧急征用机制，疫情出现，一座城市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政府需要征用一些宾馆酒店、体育场馆、展览馆等民用设施，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人群来控制传染源。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常备预案、常备不懈的治理体系。

目前，我国虽有一套传染病防治的制度安排，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各城市公共卫生、传染病防范、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三项体系尚属短板，看起来这三项系统每个常规医院似乎都有，但空调、排污等基础设施往往达不到控制传染病的要求，从而无法收治感染人员。2003年“非典”、2019年“新冠肺炎”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设置具有足够病床的各种医院，建立控制传染相关的基础设施，或许10年、8年用不上一回，这是不是一种浪费？问题是，300年一遇、500年一遇，按照哪个标准建造上海黄浦江防洪大堤更合算？动辄几千亿元投资环保、绿化和生态保护收益何在？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是关乎成千上万老百姓生死存亡的问题，就得把百年一遇的防患于未然当作现实任务去做，要从长远看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国家安全强有力的保障。所以，宁可有些闲置浪费也要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地建好。

另外，中国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现疫情，从县到地市再到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全面启动。就像一个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几个层次一报就到国务院“应急办”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建议 （四）

扩大卫生防疫院校和科研

此次疫情暴露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人才非常短缺，黄冈市的“外行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高等教育3000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或设有公共卫生学院的仅有80余家，而这些学校往往重预防、轻应急。我们必须看到，疫情应急涉及到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学科交叉，所以当务之急是：大幅调整公共卫生学科的课程设置，重视疫情应急教育；扩大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规模，提高质量，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我所知，包括清华大学在内，很多双一流大学都未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清华大学只是在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为此建议：第一，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只是医学院校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设专项投资建设此类高校，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单独建设一所国家重点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中国公共卫生大学”，使之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大学教学、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并以开放的态度强化国际合作，承担中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前沿的研究任务。

第三，梳理现有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加大政府投入，强化公共卫生、防疫研究领域的体系性和针对性。现在，中国有些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并未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所建的新型研究机构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建议 （五）

各级“十四五”规划应加大公共卫生投资

此次疫情给各级政府上了重要一课，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体系刻不容缓。所以，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之时，从中央到地方安排2000亿到3000亿元投资公共卫生系统，补上该领域短板，善莫大焉。

我们需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短板，无论从短、从长都不会亏本。它不仅对GDP具有高效拉动作用，而且只要规划合理、落实有力，它将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疫情牵动民心、牵动全球经济，更导致中国经济数以万亿计的损失，所以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打赢防疫阻击战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经济政策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对民营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而未来用5至10年的时间投入数千亿，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防患于未然，非常值得。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时候了。中国有先进的制度优势，有强大的组织保障，因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远的规划建设，我国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使我们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疫情，大幅降低疫情对社会、对经济的影响。

2020年第3､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