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 | 上海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3、4期合刊）

上海临港新片区服务中心内，为了避免人员过近接触，服务大厅窗口前设置了一米距离的隔离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 | 摄

上海临港新片区服务中心内，为了避免人员过近接触，服务大厅窗口前设置了一米距离的隔离线。

2月8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下称“沪28条”）。 按照“最快速度三天出齐细则和操作方案，防止政策含金量缩水，让企业易看懂方便查询操作”的要求，上海市政府各相关部门从2月8日至11日，又接连出台了20项政策配套细则。加上疫情发生后至“沪28条”发布前出台的13项政策，上海累计出台了33项政策细则，主要政策的实施细则基本出齐，明确了实施主体、适用对象和政策口径。

上海市第一时间回应企业关切和社会期盼，社会各方反响强烈。一些企业很快享受到了来自政策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有一些企业虽感受到了政策的热情但还享受不到实惠。这第一波措施“阳光普照”的“解冻”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

而另一方面，自2月10日上海“官宣”复工一周来，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的企业主们正在通过“断臂求生”“抱团取暖”等方式展开积极自救。

3天拿到银行500万元贷款

陶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洪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们在3天内拿到了500万元贷款，这让他们喜出望外。

2013年创立于上海市北高新园区的陶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家级科技孵化器聚能湾企业公司支持下，已经成为业内知名的抑制剂和化合物库供应商，企业用于新药研发的化合物库可以用于发现抗新冠病毒药物的筛选。

所谓“化合物库”就是研发新药时用到的最基础数据库（是实体的化合物的集合），去比对寻找对某种疾病有抑制或治愈作用的药物分子。

周洪新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年前，工商银行和上海市北园区有一次企业调研，北园区推荐了我们，原计划过年以后做一笔中小微贷款。当时疫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我们做科研的，几个股东都是工科出身，对金融贷款操作并不熟悉，一直是用自有资金运作。1月20日开始，疫情严重，全国高校、机构都需要发货，而这时候高校不复工，货款不能按时回收，但我们这么多人员的社保、工资和备货资金严重承压，财务就与工商银行联系了一下，办完手续第二天就获得工商银行静安支行200万元的信用贷款，第三天晚上300万元的中小微贷款也都发下来了。”

“之前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四大行的感觉都是比较难以接近的，但这次感受完全不同，他们这种帮助企业的意识跟我以前想象的高高在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还是能够为我们小企业想问题的，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市北园区的牵线搭桥。此外静安区财政局也通过推出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在融资保费等方面给予我们适当补贴。”周洪新对记者说。

由于新冠肺炎患者检测的试剂盒出现大量需求，作为“免疫诊断试剂国家工程实验室”及“国家基因检测应用示范中心”，同时又是国家级基因检测研发、生产及应用单位，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立刻投入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和生产。

在疫情期间，奉贤浦发村镇银行通过客户走访和摸排了解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应急资金需求，主动与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接。

仅用了48小时，奉贤浦发村镇银行就成功向上海裕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放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目前，在该笔信贷资金的及时支持下，该企业正全力生产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核酸检测试盒。

上海复工第一周，黄浦区有关部门到辖区内商住楼向防疫志愿者了解楼内公司人员复工情况。《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 | 摄

“断臂求生”：

砍掉主营业务，持币观望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很多中小微服务型企业可能没有任何业务收入，也就没有开票和应缴增值税，税费减免对他们来说是“有情”但“无感”的政策。

创业者董先生于2019年底在上海投资开了国内最大的蹦床主题综合体。“我和合伙人曾预判，2000多万元投资9～12个月就能收回来 ，不然也不会投这么多。我本来春节期间要去苏州开第二家的，投入规模稍小点，现在这个情况，手里的现金流都得被卡死，一分都不敢动。如果政府能够出面协商减免房租是最有利的。线下门店，房租一个月就要25万元。”2月12日，董先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

“眼下上海的政策我都看了，类似我们这种公司有点尴尬。简单而言，税收的优惠政策，至少要有收入吧？疫情过后最少也要一到一个半月人们才能在心理上恢复，也就是说，如果4月疫情过去，6月之前也很难恢复，我们将没有一分钱的营收。”

董先生有些无奈地说：“不是不想扛，是扛不住啊！现在没业务，我们还在发工资。之前听说社保、税收会延缓，但我问了财务那边，已经全扣了。”

董先生目前的自救方案是“断臂求生”——蹦床项目今年上半年基本歇业，账面支出不低于250万元。若3月中旬疫情未好转，将会步履维艰，大概率将全部裁员。

有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上海全市累计有23.55万人取消境内外出游计划，旅行社的经营顿时陷入困境，进而现金流遭遇到极大的考验。在此背景下，为了帮助旅行社渡过难关，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暂退部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抒困政策。

“钱收是收到了，但是杯水车薪啊！”沪上某旅行社徐经理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现在所有来要钱的（游客、供应商），旅行社都找借口拖。游客是不肯承担损失的，但是损失实际已经产生，所以我们现在干脆不开工。开工了又没有资金进来，就是各种债主上门，资金链就要断。”

徐经理认为，眼下即使有钱也解决不了行业的根本问题，就算是疫情过去了，游客对旅游需求的重新唤起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尤其他们是做入境游的，将更加明显。

“SARS那年我是打工者，当时我的老板也是工资都发不出，我们员工就拿几百元的生活费，等不了的人就转行了。现在，我自己是老板，压力更大一点。我现在是基于社会责任感继续发工资，但我知道我们一年之内都不会有业务做。我让员工自己有出路就早点出去吧，没有等下去的必要。而且这次疫情发生的时机不好，正好是春节旅游旺季，大量的合同都已经订好了，这就加快了崩盘的速度。”徐经理说。

其实，旅游业从业者的转型“自救”已经悄悄开始。《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有泰国线旅游从业者在卖农产品，办美国签证的在卖卫生防疫产品，日本线的旅游从业者在卖进口水果。

MBP咨询公司合伙人BRUCE分析认为，旅游业是薄利行业，从毛利来看，机票1%～3%、酒店5%～8%、本地服务8%～15%。此次疫情导致大规模退团，再往下就是资金链的断裂。然而，虽然此次疫情对全国旅游业造成了严重打击，但是中国旅游市场规模和消费需求都没有改变，这是旅游业未来恢复的基本保障。

在上海，公关、会展业也遭受了重创。“我们这边的活动目前只取消到4月底，所有公关活动，签了合同的顺延，但谈判中的已经全部取消了。”某公关公司负责人沈女士告诉记者，她已经和员工基本达成一致，薪资减半，疫情超过3月仍未好转，薪资停发。

沈女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公关公司基本上今年上半年全部凉凉了，那些账面上有10个亿的大公司都撑不住，更别提十几人的小公关公司了。

“我们公司去年11月就结案的应付款有180多万，应收款有400多万，对方还是国企。我们催他们，他们来一句‘我们还在走流程，你们继续等就行，上半年大概率能给你们结算的’。”沈女士说，“我只能笑笑。”

抱团取暖：“疫情期间给员工发工资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在这个“寒冬”，有人断臂求生，也有人选择抱团取暖。

15年前，大学毕业前就借钱到上海创业的徐霍成如今已是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创业专家志愿团理事、溯洄设计创始人。

“不裁员不降薪的情况下，账上资金只够维持4个月。然而我们溯洄的价值观与使命不允许我们断臂，生死存亡时刻才能突显使命价值观的真正价值。管好自己，疫情期间给员工发工资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徐霍成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2月9日，徐霍成向事业合伙人发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最近这一周，我收到的基本都是企业负责人打来的诉苦与倾诉电话，好多都是扛不住要关门破产的，这些电话让我也很焦虑。但焦虑归焦虑，在非常时刻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我们唯有真正的抱团取暖才能共克时艰，若伙伴们在非常时期，愿意为未来公司的发展提前规划准备并有实际成果的，我们真心感谢，并将在未来分配成果时，优先考虑！”

目前，徐霍成已经着手准备线上私董会加课程直播，让一群企业创始人在一起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头脑风暴。“国难当前需要真国士，公司危难之际需要真正有担当能付出的伙伴。希望这次的磨难能将我们连接得更紧密！”徐霍成对记者说。

上海长宁区工商联航空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金亚东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历史经验证明，与客流相关的行业在疫情后都会有“逆增长”，从业者须谨慎控制现金流，无需过多恐慌，建议近阶段可以采取全部停运进行培训提升核心竞争力来自救。“我们商会50家企业的老总们这几天都在讨论，如何利用相互的资源共渡难关。”

另一方面，金亚东认为，目前政府出台的政策是“撒胡椒面”式的，还是“重点扶持”，每家企业的感受度不同。“我听到最多的诉求就是房租和工资，传统线下企业即使复工也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经营水平，需要持续出台非一般的财政税务支持政策，帮助企业尽量稳定工作岗位，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加流动性，鼓励企业之间抱团取暖。”

2020年第3､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