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伴随新年的钟声，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已开启大幕。大幕背后生动绚丽的诸般场景中，科技创新无疑将会是推动“剧情”发展最重要的关键词。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这个精辟的论断拨云见日，必将引领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更为坚定地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当然，科技创新不会凭空发生，也就是说，要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首先就要在深入把握科技创新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在更接近原点处为科技创新构建利于其发生的前提条件。而在这些前提条件中最根本的就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基础。

持续、全面的科技创新应是一个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自扩展秩序，因为由要素禀赋结构所生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先决性。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过极其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继而，随着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生产出来。

再从反面例证来看，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顺利实现赶超，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忽视了要素禀赋结构对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先决性，因而通常会陷入两种境况并很难摆脱，一是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赶超而将目标行业定在过于先进的产业上，而这样的产业部门由于缺乏自生能力与技术底蕴，需要政府给予保护补贴和扶持政策，由此就会产生各种干预和扭曲；二是为了不违背自身比较优势，被迫把竞争优势过度“盯死”在初级生产要素上，从而在日益垂直专业分工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俘获”的地位。

中国持续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其实是在实践层面，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先决性。因为中国成功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除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不断推动要素投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还在此过程中，同步实现了对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培育、引导与升级助推。譬如最明显的，近年来中国在以互联网科技为代表的部分领域呈现出“弯道超车”态势，其背后很重要的支撑因素，即在于中国巨大的工程技术人才储备，而这一禀赋，显然与中国的教育政策与教育投入密切相关。

所以说科技创新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但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的，是非完全给定的，中国要在当前时代变局中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尤其是要在“卡脖子”的和新兴的产业关键技术环节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就要对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特别在高端要素培育、集聚方面做更坚决的能动努力，要通过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个最重要抓手，让以人为载体的高端要素成为科技创新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