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一良︱上海、杭州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期）

1月3日，元旦假期后的第二天，苏州市召开“开放再出发”大会，推出68.8平方公里产业用地，以满满的诚意向全球推介苏州营商环境、投资政策，约3000名创新创业人才、企业家、投资者参会，会上共有556个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达7359亿元。

此次苏州为创新型企业推出“3+3”鼓励政策，即3年内滚动遴选1000家创新型企业，参照国家高新企业所得税政策给予3年奖励。

“对苏州而言，发展过程当中所依托的人才、资金、土地、环境等资源要素都是有限的，但创新是无限的，这要求我们苦练内功，努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做到束缚最少、成本最低，才能赢得更多投资者的好评。”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黄戟向媒体表示。

显然，苏州已打响了2020年长三角地区“双创”招财引智“第一枪”。

长三角囊括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被誉为国内的“双创高地”。

2019年，长三角“双创”不但迎来了科创板落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挂牌等政策支持，还获得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加速等利好消息的加持。

回首2019年，长三角“双创”有何亮点？又将如何影响未来？2020年，长三角的“双创”发展又将有何新动向？科技创新如何让这块“双创高地”再谱新乐章？

杭州钱江新城高楼外墙灯光绚丽 (中新社)

政策助推长三角成全国“双创高地”

2019年前三季度，长三角GDP达16.45万亿元，同期我国GDP为69.78万亿元，长三角GDP占全国GDP总量的23.6%，而该区域仅占全国3.8%的国土面积。

长三角区域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双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长三角的“双创”亮点在哪里？

“从科创板落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挂牌、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办以及近期的‘苏州再出发’等情况来看，政策的引导和助力是2019年长三角‘双创’的一大亮点。”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志阳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毫无疑问，从宣布创立到正式开板仅用时7个月的科创板，是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

根据上交所官网数据，截至12月31日，科创板上市企业已经增加至70家，IPO融资额为824亿元，总市值约8637.64亿元，平均市盈率74.36倍。

从科创板上市企业注册地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等省份，分别有13家、12家、12家、10家、8家，长三角地区占近一半。

“设立科创板是强化市场功能的重大政策改革举措，目前来自长三角的科创板企业比较多，这对长三角‘双创’氛围影响很大，毕竟资本有着很强的放大和引领作用。”刘志阳说，“科创板不以‘盈利’论英雄，给具有成长性和创新力的企业更多机会，这是对创新创业者的极大鼓舞。”

2019年，对“双创”的政策支持，也出现在浙江。

在2019年4月份，浙江省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从生态、主体、带动就业能力、动能、平台、投融资服务6个方面推动浙江“双创”升级。

在培育创新型企业方面，浙江省将通过“凤凰行动”“雄鹰行动”“雏鹰行动”，推进“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和市场主体升级工作，培育一批 “隐形冠军”企业、高成长科技型企业。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以金牌“店小二”的崭新身份为企业、市民提供服务。(中新社)

“开放式创新”成未来趋势

201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区域带动性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2019年明显加速。

诚然，长三角是我国一体化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

但也有学者指出，在长三角加速一体化过程中，由于要素禀赋、产业基础等多方面接近，区域内部在产业、人才、总部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着过度竞争，这已经成为阻碍长三角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

对此，刘志阳认为，长三角一体化目前已经到了全面深化的关键阶段，必须着力破解基础设施和数据不连通、要素市场流动不充分、产业能级不高、公共服务不便利、市场开放不合理等诸多发展掣肘。“解决上述问题，要依靠政府推动，也要充分激发市场内生力量，开放式创新就是重要抓手。”刘志阳说。

刘志阳介绍，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创新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与封闭式创新不同，在开放式创新氛围中，企业能够像使用内部研究能力一样借用外部研究能力，进而共同拓展市场。开放式创新强调在全球获取创新要素、搭建创新团队、创造价值并获取创新果实，可以降低创新成本、提高效率，避免恶性竞争。

上市公司代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的科创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上合影 (中新社)

眼下，已有很多长三角企业在积极运用开放式创新方法，政府部门也在不断填平不同区域间的行政沟壑，为开放式创新的成长提供更多便利。

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等城市，大企业的技术可以流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研发成果又可以有效溢出到大企业，从而得到更好的商业化运作；国有企业的知识可以流向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成果也可以为本地企业所借鉴。

例如，上世纪80年代起，平湖不少企业请来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近几年，随着长三角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常驻平湖的高端人才已有1000多位。从“星期日工程师”到“常驻工程师”，研发共享的理念让创新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内加速流通，也让“长三角人”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旧金山等世界湾区创新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只有借助开放式创新，推动创新生态重构，引导城市之间建立合理的创新分工体系，才能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刘志阳说。

刘志阳指出，对于江、浙、沪来说，上海可以发挥自身科创中心和金融中心优势，聚焦于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并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江苏可以发挥自身实体经济优势，聚焦于传统产业创新；浙江可以发挥自身市场活力优势，聚焦于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一体化不是一样化，三省一市的发展各有特色，要从提升区域整体创新竞争力出发，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同创新发展格局。”刘志阳说，“一体化也不仅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源整合与产业转型升级，更是为了创建中国‘双创’型社会的未来雏形，抓住数字化时代的开放式创新的融合特征，推动商业创新、社会创新和各种制度创新的集成。”

2020年第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