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图|视觉中国
儒雅、待人和善、谦抑，毫不摆架子，这是接触过吴良镛院士的人对他的评价。虽满头白发，但思路清晰，对周边环境和现实社会一直保持着敏锐的关注。
尽管已97岁高龄，但吴良镛多年来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依然每天早晨起床后会把当天的安排写下来，上午读书看报，下午坚持做康复运动、练习书法，其间也会处理科研和教学事务。
作为新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吴良镛院士自1951年应梁思成、林徽因之召，从美国归来就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近70年的工作足迹，是新中国发展前行的缩影。
这70年，吴良镛为城乡建设领域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荣誉等身，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梁思成建筑奖等众多荣誉，尤其在2012年2月14日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月18日，吴良镛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颁改革先锋奖章，该奖项被他视为一生中获得的重要荣誉。
吴良镛日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居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科学问题。探索让全社会如何拥有一个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生活、学习、研究和工作，这是我庄严的责任，也是应尽的义务。”
吴良镛头脑清晰，记忆力惊人，虽历经诸多世事，但他随口说出如烟往事，却又历历如昨日发生。 
立志学习建筑
1922年，吴良镛出生于南京，自小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年代。吴良镛回忆，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战火连连。1937年南京沦陷前，他跟随兄长流亡内地，先后到武汉、重庆合川求学。
1940年6月，吴良镛在重庆合川参加大学统招考试，刚交完最后一科考卷，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我们急忙躲到防空洞，刚入洞，就地动山摇，防空洞里面碎石脱落。等一两个小时后，出了防空洞，整个城市漫天大火，近半个合川城都在燃烧。”
当时的悲惨情景对他心灵的刺痛，永远难忘。正是这种离乡背井、国破家亡的痛苦经历，激发了吴良镛学习建筑的志向：一心想把被战火摧毁的家园重新建设起来。
1940年至1944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读了三年半书。1944年初，他进入大学四年级，正当业务学习有所开窍之时，因抗日战争需要，所有这届学生全部被征调为医院译员，以应战略反攻的需要。
人生中有太多的机遇和变迁，吴良镛回顾自己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5年受当时已是众人仰望的学者梁思成的召唤，赴清华大学协助筹办建筑系。
1948年夏，又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师从著名教授沙里宁门下，主修城市设计，次年获硕士学位。
1950年，收到梁思成、林徽因“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的来信后，他冲破重重阻挠，绕道香港回国，重新执教清华建筑系，主持市镇组，并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一起开设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
每一个十字路口，对他而言都至关重要。“人的一生要经历诸多个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再回到往昔的志愿。”吴良镛说。
而这一切炫丽，只是他全部生命光彩的一部分。
中国特色的人居环境科学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和提高。然而，大规模、高速度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却使中国面临复杂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人居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这么重大的战略问题如何解决？吴良镛一直在寻求突破口。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峰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得到最广泛、最高级别的承诺，并获得国内有关部门及学术界的重视。
“我惊奇地发现，从人类居住的需求来看，它将建筑的观念放宽了，我逐渐认识到这些文件的意义，深受启发。”吴良镛说。
1993年，应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师昌绪院士邀请，吴良镛作学术报告。他首次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响应。两年之后，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成立，人居环境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时，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广泛地思考人居环境问题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国际国内学术界持续保持着关注，随着课题的实践、理论视野的逐步展拓，开始意识到一个学术团队的学术活动不能没有理论的支撑，零碎的体验和学习心得都不能简单地叠加为理论。” 吴良镛谈到。
吴良镛开始逐步地将过去涉及的人居环境研究有关理论做系统梳理，并开始着手撰写《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把人居环境学术思想，包括人居环境科学的缘由与探索、释义、框架、方法论、规划与设计论、科学与教育、实践等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的探索。
吴良镛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2001年《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出版，这本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居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综合集成。
吴良镛回忆，《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上篇原本是关于“人类聚居学”的一篇书序，写完后一发不可收，经不断扩写，就成了《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的主体。后来，又陆续出版《明日之人居》《中国人居史》等，“说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基础相伴发展”。
多年来，吴良镛把人居环境学的思想，运用到了城市规划、京津冀等区域发展规划、三峡工程等巨型工程涉及的人居环境研究中。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污染综合治理，改善城镇环境。加强城镇规划、设计、建设及综合管理，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风格，全面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在吴良镛看来，人居科学在大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旨在系统地认识人居问题、寻找多学科解决人居问题的战略途径和方向，是适应时代和符合国情的科学创新。
起草“北京宪章”
1999年6月，国际建协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举行，其中一项核心文献工作是起草国际建协“北京宪章”。这个担子落在了吴良镛身上。事后，他将圆满完成“北京宪章”的起草工作，归功于多年前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
1984年，年逾60岁的吴良镛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
“由于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酝酿成立期间，我们对国内外建筑发展理论做了积极探索。我参与国际建协世界建筑师大会申办任务后，对世界建筑趋势比较自觉地加以关注，因此我们准备了相当多的资料素材，在成文过程中，不断精简、压缩，最终形成了提交大会讨论通过的版本。”吴良镛说。
在大会召开前半年，国际建协执行局再一次来到北京审查工作，吴良镛将起草的“北京宣言”初稿交与会代表评阅，代表们一致认为该初稿切合当前问题、内容翔实、理论与实践探讨结合紧密。
来自马来西亚的建筑师杨经文、大会主席萨拉、秘书长斯古塔斯对吴良镛的初稿尤其赞赏，甚至认为可以作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宪章”，而非一般的“宣言”。
吴良镛介绍，国际建协历届的“宣言”大多比较短，约一页纸，申述切合时宜的某一重要观点或主张，而“宪章”是集中体现人们思考的庄严形式。
吴良镛等人的建议得到了国际建协执行局的一致通过，“因此，从这次执行局会议开始，这一重要文件的定名就确定为国际建协《北京宪章》。”
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1999年6月在北京正式召开，由吴良镛宣读的《北京宪章》，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这也是国际建协迄今为止仅有的一份宪章。
《北京宪章》包含四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对未来建筑学的探讨，走向“广义建筑学”，包括将建筑、地景、城市规划作为整体来看待。
“考虑建筑学的循环体系，将‘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的思想都明确地在‘宪章’中提出，阐明了建筑学的发展方向。”吴良镛说。
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一楼一地的规划设计，到唐山震后修复规划；从中关村科学城规划，到长三角、滇西北、京津冀区域发展探索，以及2004年北京总体规划修编等，作为一名建筑学人，吴良镛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回首一生，吴良镛将自己的求索经历划分为3个30年。
第一个30年是1922年到1951年。是吴良镛从出生到而立之年，是在战乱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在他看来，这30年，一方面是学习知识、增长见识，另一方面是在动荡的时局中树立了理想和信念。三十而立，也为他立志于建筑事业，坚定建设祖国的决心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30年是1952年到1983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此时吴良镛从美国留学归来，将个人的力量都投入到清华建筑系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城市建设工作。这个30年是吴良镛事业和学术的重要阶段，他追随国家的发展，努力进步，虽受到客观条件所左右，但从未放弃个人主观的努力。
第三个30年是1984 年到2014年。吴良镛卸去行政职务后创办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伴随改革开放春风探索中国建筑与城乡建设理论与实践。
第三个30年被吴良镛视为是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也是他进军人居科学的求索历程。无论是在全球有广泛影响的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还是菊儿胡同的落成与获奖，以及若干重要科研项目的推进，都是在这30年中完成。
此外，吴良镛极为重视的大区域宏观研究，也是在第三个30年完成。在此期间，他领衔研究《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构建出“一轴三带”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格局；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研究等。
从建筑到城市，从城市到区域，这位一生追逐“人居之梦”的建筑家，已近百岁，却依然保持谦卑，吴良镛称自己是一个自觉、尚称勤奋的老年建筑学人。“在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转型和深化的新阶段，希望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勤奋的精神，继续求索，贡献一己有限的智慧和力量。”
耄耋之年，吴良镛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对建筑事业的激情！
编辑 | 李慧敏
编审 | 张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