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中国经济周刊》美编 孙竹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宋杰 | 上海报道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引来外界关注——10余家新能源车企工作人员纷纷行贿一位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工作人员项某。

今年8月，项某因犯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其随后提出上诉，在审理过程中，项某申请撤回上诉，10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准许。

项某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详细披露了其犯罪事实：

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项某任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综合部主管，多次收受贿赂共计价值人民币7万余元；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项某先后担任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质量监测总监、车企管理部副经理，多次收受贿赂共计价值18万余元。

近两年时间，共计受贿25万余元，受贿数额最少的一次仅为现金2000元，真正引发外界关注的并非项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数额，而是判决书中所列的行贿人来自10余家新能源车企，其中不乏来自奇瑞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车企的工作人员。

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是一家怎样的机构？众多新能源车企工作人员为何要行贿项某？

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究竟做什么？

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全称为“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心”，官网显示，其是于2014年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文批复成立并负责业务指导、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组织（独立法人）。由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国际汽车城”）、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发起成立。

记者注意到，排在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职能中第一位的便是，“采集上海全市新能源汽车及相关公共数据，建立动力电池可追溯系统，为新能源汽车推广提供安全监测保障。”

截至2019年2月28日，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接入248095辆车辆，接入117家车企，接入车型数为702个。

11月18日，作为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4家发起单位之一的上海国际汽车城相关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确实在用人及监管的过程中存在瑕疵，但这几天外界的一些质疑，如骗补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数据是否有误、是否会影响消费者行车安全等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不是事实。”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新能源汽车能不能在上海上市销售，通常要过两道手续：其一是要通过工信部质量检测；其二是要通过上海地方监管备案，首先要去上海相关质检部门通过检测，其次就是要把数据接入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

该位负责人向记者解释道，数据中心的作用不是检测新能源汽车，而是采集数据， “数据中心与消费者不直接相关，采集数据是为了验证政府的政策是否落实到位以及政策是否合理。”

“比如政府想知道物流领域发多少张新能源运营牌照是合理的，数据中心就通过分析告知已经发出去的运营牌照使用率有没有达到饱和，是运力不足还是富余，政府就可以据此调整运营牌照发放量。”

独家回应：目前已有一个部门履行原先项某一人的职责

“把接入数据中心作为前置条件，就是保障最大限度采集新能源汽车的数据。车企必须要有通过审批的图章才能走后续的流程上市销售，假设这个图章3天能敲出来，那就能短时间内去卖，如果被压了3个月，就会直接影响该款车上市的时间。”前述上海国际汽车城负责人告诉记者。

判决书显示，项某正是利用负责审核新能源车企新车型数据接入符合性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项某的作用就好比医生做手术时，他如果递送材料快点儿，医生就能快点儿进行手术，但项某本人并不直接做手术。”上海国际汽车城的相关负责人说。

2019年1月，项某经电话通知后主动至上海市嘉定区监察委员会办案点，在接受询问时主动交代了上述主要犯罪事实，到案后亦作了如实供述。

判决书显示，项某正是由国有独资公司上海国际汽车城委派至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

“该案发生于2016年至2018年之间，2018年年中时虽然没有相关组织找我们了解情况，但我们已经听到外界的风言风语，就把项某调离了原有岗位。同时加强了监管，增加了车企与数据中心的沟通渠道，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接洽部门。”上述上海国际汽车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还介绍说，项某“出事”后，数据中心增加了预审环节，即提前先收集车企数据采集的方案，先审核，让车企在之后有足够的整改时间。预审后抽样本，把数据提交给数据中心，看抽样数据是否合格，敲好红图章后，再去其他部门审核环节“集齐图章”上市销售。

行贿的B面：

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加剧

“该数据中心所主导的数据接入流程事实上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OEM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审批以及新车入市时间，简单说就是‘快点往上送材料’，新能源车企工作人员行贿是为了加速送审获取补贴以及抢占新车投放。”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评论说。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新能源汽车要上路，首先要上工信部目录并按国标把车辆数据接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才能拿到“国补”；同时，“地补”在今年逐步取消之后，有部分城市今后不管有没有地方补贴其实都要做数据接入，只有数据符合标准并成功接入，才能获得当地经信委或相关部门的审批通过，车辆才有资格上牌。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行贿的目的无外乎两个因素：一是“急” ，车企都是为了让自家的车尽快上地方目录开始销售。二是如果数据有问题要整改，可以让项某帮忙早点通知以便早点整改加快进程 。

郑鑫分析认为，该事件折射出新能源汽车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

他说，“由于政策退坡、经济下行等因素，今年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和预期差距比较大。年初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可以达160万辆，但今年1—10月，只有95万辆左右，连续几个月下滑，其中新能源乘用车85万辆左右。”

郑鑫分析说，眼下传统合资厂商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转型，对中国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造成一定影响，与此同时，BBA（奔驰、宝马、奥迪）也开始全面投入。

“比亚迪、北汽、广汽等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在面临‘向上’的市场竞争时遭遇很大压力，尽管有部分自主品牌开始尝试推出超过30万元的车型，但是销量都还没有起来。”郑鑫说。

“国产特斯拉的Model 3已经成功下线，尽管现在的价格在35万元左右，并没有达到大家一开始对其低于30万元的预期，但无论对BBA，还是造车新势力以及自主品牌都有很大影响。Model 3在美国一个月将近有3万辆的销量，如果真的按照特斯拉的国产规划年产50万辆，未来价格肯定还会下降，对现有新能源品牌的竞争挤压还是非常大的，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郑鑫对记者说。

2019年第22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