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22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10月31日晚，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全文公布，11月5日《决定》公布，其中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人关注。

多年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直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何要增加这两项？《决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决定》为何首次提出土地、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首次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的三方面内容

《中国经济周刊》：此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刚刚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什么要增加这两项内容？

张卓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报告原文是这样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细读原文，十五大报告也只是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没有说基本经济制度只限于所有制结构。

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大体包括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等3个方面，三者之间关系密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多种所有制，单一国有制不可能是市场经济；所有制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互相配合；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也要多样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顺理成章、很自然的事情，在逻辑上也完全合理、符合实际。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决定》，全面回答了在上述问题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这3个方面，分配就是指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这两项跟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列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更清晰、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这方面看，就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首提土地、数据参与分配，着眼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中国经济周刊》：《决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其中，土地、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首次提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卓元：土地、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之所以首次单独提出参与分配，主要是着眼于提高人们的劳动报酬特别是熟练劳动者报酬与财产性收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将土地纳入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主要是着眼于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益，比如加快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等，都可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其次，将知识和数据明确作为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是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个生动体现。这不仅可以大大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业、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产生更多的职业岗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还可以激励人们通过不断学习创新，提升技术和业务水平以及劳动技能，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高质量发展。

2020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中国经济周刊》：从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张卓元：每一次重申“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会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举措，目前正在按照党中央部署的时间表、路线图稳妥有序推进。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广，矛盾越来越深，目前还有少量改革没有完成，比如国资改革要从管企业到管资本为主转变，正在扩大试点，还没有完全完成；再比如税制改革，尤其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地方税体系等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需要继续往前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200多项重大举措，要求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些都有利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理解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性？

张卓元：按照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包含三个时间点的“总目标”。

虽然第一个时间窗口是明年，但是我认为改革会一直进行下去。到2020年是要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有些管理体制、生产关系环节可能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得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制度完善以后就不需要再改革了，改革没有止境，只有进行时。但是当整个制度比较完善时，改革会呈现其阶段性。总而言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改革也要不断深化。

2019年第22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