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图|视觉中国

“降成本”提出3年来，成效如何，众所关注。

追根溯源，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下称“48号文”）提出：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3年来，“降成本”成效如何？

2019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降成本与实体经济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全国范围进行调研，并发布报告。此次调研，共分5个专题调研组（税费成本、融资成本、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科创型企业成本、外向型企业成本），分赴19个省份的203家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同时展开线上问卷调查。

此次调研企业中，民营企业是有效样本的主体，共计7716家，占比达到63.38%；其次是国有企业，数量为3331家，占比27.36%。

本次调研课题组负责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3年间，中央着力推进降成本工作，一系列降成本政策持续发挥作用，企业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等出现一定程度下降，基本实现了48号文提出的预定目标。但同时，人工、物流、原材料等成本仍保持一定上升态势。

“随着我国进入高成本发展阶段后，通过减税降费措施已不能彻底解决复杂的企业问题，下一步必须尽快全面启动降成本创新改革，通过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覆盖高成本，并实现各要素成本的下降。”刘尚希说。

税负下降明显，超六成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不足5元

降成本中，减税降费是“重头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推动减税降费的政策力度空前，近两年尤甚，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将达到2.3万亿元以上。

报告显示，多数企业对减税政策的获得感较高。

首先，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超过6成的样本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之比”小于5%，即百元收入纳税不足5元，94%以上的样本企业百元收入纳税不足15元。

其次，“企业纳税总额占综合成本费用的比重”逐年下降，企业纳税总额占综合成本费用之比3年来均值为2.48%，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2.86%降低至2018年的2.24%。

第三，企业“增值税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2018年，87.1%的样本企业相应比值小于6%，97.2%的样本企业相应比值小于11%。

刘尚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此轮减税降费多是税费的制度性改革，这与以往简单地通过税费优惠进行的政策性调整有很大不同。

“以往的税费优惠政策调整更多具有短期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这次的减税降费涉及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险费等政策多属于制度性改革，而且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这些以法律法规形式确立的减税降费政策，明显地具有长期性甚至是永久性特点。制度性减税降费相对于政策性减税降费，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同时也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持久的影响。”刘尚希说。

民企融资仍处劣势，成本比国企高约两成

资金链是企业的生命线，此次财科院将调研的视角对准了企业的融资情况。

报告显示，2016-2018年间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获得融资企业的数量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全样本企业平均融资规模从2016年的1.5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83亿元、2018年的1.93亿元。同时，获得融资的企业占有效样本的比重也从2016年的44.5%上升至2018年的51%。

但企业所有制类型仍是影响企业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

报告显示，2018年，在有效样本中，国有企业的平均融资规模为5.9亿元，远高于民营企业的6996.9万元。同时，国有企业从各渠道获得的融资规模均大于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融资规模比民营企业大，但是融资成本却更低。

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在银行长短期贷款、债券融资、民间借贷等方面的融资成本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仅有融资担保费率略高于民营企业。例如，样本中，国有企业的短期贷款利率处于5.06%-5.17%之间，而民营企业的相应值却位于6.05%-6.14%之间。同时，2018年国有企业的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均值分别为5.28%、5.66%，而民营企业的相应数值分别为6.31%、6.77%。

“一直以来，实体企业尤其是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迫使民企承受更大的压力。通过此次调研，总的来说，民营企业在银行信贷市场或金融市场中的劣势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需要在继续出台实施降融资成本政策时，进一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以便切实有效发挥作用。”刘尚希说。

规模越大的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的获得感越高

早前发布的世界银行《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在“营商便利度”上的排名由78名跃升至46名,“获得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跨境贸易”三方面得分大幅度上升,“开办企业”“登记财产”“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四方面得分有小幅增加,“执行合同”则保持原有较高排名，这印证了中国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努力。

财科院的调研报告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结果。报告显示，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情况的总体评价向好。2018年有69.03%的样本企业认为营商环境有改善，比上一年度高出16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实质性成效。值得指出的是，规模越大的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的获得感越高。”刘尚希说。

报告显示，53.82%的样本企业认为，2018年度营商环境改善程度最大的方面是办事程序优化和时间节省。但是，司法机构公正执法、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融资环境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营商环境还有待大幅提升。另外，不同类型的企业均将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公开透明作为对未来营商环境优化的最期待事项。

“这充分表明，制度建设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根本所在，公开透明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有助于加快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建设。”刘尚希说。

哪些成本在上升？人工成本、物流成本、原材料成本

除了降低的成本，又有哪些成本在上升？

先看人工成本，报告将人工成本的上升主要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均工资上升较快，过去3年实体经济企业的人均工资持续较快增长，年均增速达到8.37%，东部地区年均增速更是高达9.22%；其次是人均“五险一金”缴纳额上升较快，2016-2018年间，总样本企业员工的人均“五险一金”缴纳额年均增速高达8.69%，中部地区的增速更是高达10.59%。

人工成本上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调研的企业普遍反映物价上升是人工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这种主观感受和统计部门公布的宏观价格数据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一些隐性的物价上升信息可能没有反映在价格数据中。”刘尚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除了上述因素，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用工荒”导致企业难以招到合适员工、劳动力素质快速上升等，也是导致实体经济企业人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

在物流成本方面，报告显示，2016-2018年，总样本中企业户均物流成本年均增长19.7%。

“企业普遍认为人工成本增加是导致物流成本上升的首要因素，因为物流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自然受到人工成本变化的影响较大。”刘尚希说。

在原材料成本方面，报告显示，企业原材料成本也上升明显。

具体分行业来看，除了仓储业外，大部分行业企业户均原材料成本呈上升趋势。2016-2018年期间，批发业的户均原材料成本最高，三年均值为49878.30万元；物业管理业的户均原材料成本最低，三年均值为257.90万元。

“原材料成本的高低，是决定企业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总样本来看，过去3年实体经济企业的户均原材料成本以高达17.68%的年均增速增长，需要引起重视。”刘尚希分析说。

降成本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2016年以来的降成本政策，基本实现了48号文提出的‘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的预定目标。”刘尚希说。

报告认为，减税降费力度超乎预期，实行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不断清理规范政府性收费和基金项目，企业税费负担降幅明显；政府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明显，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实体经济企业融资环境明显改善，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大幅下降，有效缓解了人工成本上升压力；企业物流成本稳中有降，物流效率明显提高；企业用能用地成本增长趋势明显放缓。在各项降成本政策的推动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改善。

在政策手段上，我国综合运用政策式降成本与改革式降成本两种做法。

政策式降成本，一般表现为由政府以行政命令式的形式规定在某个时期内企业可享受优惠或直接下调某些要素价格。比如，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方式上，一些部门和地方直接设定了量化的降成本目标，要求金融机构普遍降低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

改革式降成本,则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推动制度成本或宏观成本的降低，比如，增值税的全面深化改革和降低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措施就具有典型的改革式降成本特征。

尽管政府降成本在政策实施路径上综合采取了政策式降成本和改革式降成本两种方法，报告认为，总体来看，政策式降成本的做法要远多于改革式降成本的做法。

对此，刘尚希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政府的政策式降成本侧重于“减负”，即依据明确的政策工具或政策导向，实现企业各类成本负担的直接下降。政府改革式降成本则更强调“创新”，即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府带动企业的功能，通过政府、企业两方面的创新，实现成本结构长远、持续的合理安排。

“鉴于我国目前正在快速进入高成本的发展阶段，面对高昂的要素成本，政府没有办法一味地采取各种行政性命令、孤立地降成本。降成本只能从某些方面帮助企业，并不能为企业包办所有事情。从长远来看，仅仅依靠政府推动的政策式降成本工作是不可持续的。”刘尚希建议，下一步降成本的重点需要政府创新，即在前期政策性降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改革式降成本。通过政府创新，引导、推动企业创新，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附加值，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我国经济面临的高成本压力。

编辑 | 陈惟杉

编审 | 郭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