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研究员 钮文新

猪肉价格会干扰货币政策走向？不是没有这样的历史教训。2011年、2015年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次恐怕我们更加担心因猪肉价格上涨而收紧货币政策，毕竟CPI已经被猪推高到3.8%的水平了。所以，最近媒体传出的声音已经发生改变。3.8%的CPI数据刚刚面世后，经济学界的普遍声音是：CPI过高主要是猪肉价格飞涨101%的作用，而货币政策走向不该因此而变。但现在的说法已变成“因CPI涨幅超预期，所以货币政策会受制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很显然，央行连续19天没有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而CPI数据公布后，以Shibor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利率出现明显上升，这都会带给市场以“敏感的指引”。

好在，今天——11月15日，央行开展2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同时，这一天还是“央行对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的第二次调整日”，将释放长期资金约400亿元。但央行声明：这是为了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当然，这一天，央行依然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

释放长期流动性而不是刻意压低短期利率，这也许是央行“收短放长”的特殊考虑。不过，任由短期利率上行似乎也有问题：带给市场怎样的预期。毕竟，扩大内需、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央行作用很重要，既要出工又要出力，单靠财政政策不够，至少货币政策要与财政政策配合联动。

回到“说法”变化的问题。各国政策层面都曾有过一个奇特的现象：正确的声音有时会渐渐被谬误取代。谁都知道中国当下CPI是猪肉价格飞涨所致，而猪肉价格飞涨又和非洲猪瘟肆虐期生猪过度捕杀密切相关。现在，基于猪肉“暂时性”供不应求导致CPI上涨，那压低猪肉价格的方法明显应是加大生猪饲养，加大市场供给，这恐怕也是唯一的正确路径，而根本无需紧缩货币。如果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而紧缩货币，那可真应验了“猪得病、人吃药”这一俗语。

另外，国家统计局是不是需要在下一次调整CPI一篮子商品价格权重时，适当考虑把猪肉价格占比降下去。按照2016年1月国家统计局调整之后的CPI权重，食品烟酒在CPI当中的权重已经从此前的32%降至17%到21%之间。但我们看到，鉴于猪肉价格上涨101%，同时带动其它肉食品价格（包括禽蛋在内）上涨，导致CPI涨幅的2/3被肉和与之相关价格占居，这是不是说明肉类及其相关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过高？

我们说，政府部门的一项关键经济职能是“熨平市场波动”，这一点体现在CPI的具体统计工作中应该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尽可能不要让CPI被单一商品价格过度影响。因为，CPI必须反映全社会总体物价走势状况，而且关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单一商品物价如果对CPI影响过大，那则意味着统计失真。如果基于失真的物价总水平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那整体经济都会被单一商品绑架，跟着单一商品价格上涨倒霉。

为什么单单提出肉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问题？从历史看，中国尚未有效形成猪肉生产“以大规模饲养为主”的供给格局，加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必然导致农民养猪“忽多忽少”地波动，从而形成所谓的“猪周期”，再加上频繁的瘟疫肆虐，更使得猪肉价格大起大落，而每次都会对CPI构成影响，近而对货币政策构成影响。

中国越来越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而国家治理体系必定由一点一滴的细节构成。站在这样的角度看，如何让CPI统计数据更加科学有效，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对制定政策和执行力度构成有效支撑，这也属于提高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话题。

编辑：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