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邹松霖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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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张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9期）

10月1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举行，随后是盛大的阅兵式和10万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游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第26次国庆庆典活动。

据统计，自1949年开国大典至今，在天安门广场共举行了26次国庆庆典活动，其中阅兵15次、群众游行26次。

在这26次国庆庆典活动中，年已85岁的倪天祚参加了20次。

倪天祚，1934年生，浙江温州人。先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团委、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总公司工作。曾任国庆节群众游行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最后一次参与国庆是在1999年，他以顾问身份参与当年的国庆庆典。

1951年，17岁的倪天祚从家乡温州被抽调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培训，同年10月1日，他作为团校学员第一次参加了国庆群众游行。此后，每年国庆游行，倪天祚均有参加，直至1955年。

1956年，已在北京市政府机关团委工作的倪天祚第一次被调去参加国庆群众游行筹备组织工作。此后，虽工作岗位几番调动，但国庆群众游行活动筹备伴随着他从青年步入中年再到老年直至退休，累计时间占了他工作时间的五分之一。1999年国庆50周年时，他还曾担任群众游行指挥部顾问。

由于工作的原因，倪天祚还曾多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还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汇报工作，是周恩来总理口中的“小倪同志”。

国庆群众游行是重大庆典活动，也饱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几十万人如何集合？游行队伍行进速度如何控制？如何防止队伍疏散时出现堵塞、倒灌？为何1984年国庆群众游行格外令人记忆深刻……

国庆前夕，倪天祚著作《大记忆——亲历20次国庆庆典》（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将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国庆筹备片段记录在书中。近日，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揭秘他曾参与的国庆群众游行筹备工作幕后的故事。

“如何使群众游行队伍在规定的时间内整齐、热烈、壮观、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是一门组织科学。要有指挥的才能、创新的设想、大胆果断的魄力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要科学地安排，严密地组织、严格地要求，掌握好群众游行队伍集合、行进、疏散的规律，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倪天祚说，“这门科学在书本上找不到，只有在实践中学来。”

“几十万人的游行队伍，一分不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真是神了，就是机械化也不一定分秒不差，中国人、北京人真了不起！”

《中国经济周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国庆群众游行的组织工作做得如何，可以从哪些方面看？

倪天祚：国庆庆典的组织一般分为阅兵联合指挥部和群众游行指挥部，阅兵由军队负责，群众游行则是按照中央和北京市委总部署进行，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负责总的组织指挥工作。

搞好国庆群众游行的各项筹备工作，主要看四个方面。

第一看队伍的集合、密集工作。

把分散在全市各区、县上千个单位、几十万人的游行队伍在方向不一、距离不等、交通工具不同的情况下，按规定时间组织调遣到指定集合地点，这是个难题。

1951年国庆，我第一次参加国庆群众游行队伍。记得节日当天天还没亮，我们就集合队伍出发了。行进的队伍走走停停，速度很慢，从去到回花了一整天，一直到晚上天都黑了，我们才回到了中央团校。虽然大家的情绪很高，但一整天的行走都觉得有点儿累。当时我还曾经不经意地想过，假如将来有一天我能参加国庆游行筹备工作的话，一定要好好研究如何把游行群众的集合时间尽量缩短，减轻群众疲劳。

5年之后我的想法竟然实现了。在指挥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通过多年的实践，当时的群众游行队伍集合时间由原来的六七个小时逐步缩短到四五个小时。在1984年国庆节时只用了3个多小时。群众在游行完后，当天下午一两点钟就能回到自己的单位和家里。

具体来说，对各种队伍，各单位的具体集合地点，节日前各领队都要到现场查看，熟悉地形做到心中有数。把各种队伍集合的时间错开分为若干个时间段，每段为半小时，按照游行队伍排列的先后顺序先开始游行的队伍先集合，后开始游行的队伍后集合。乘车进城集合的队伍，规定其行车路线，下车地点和车辆停放地点，在规定车辆停放地点时，既要考虑方便队伍的集合，又要方便队伍的疏散。为防止队伍在集合途中出现交叉和堵塞现象，要规定各单位队伍的具体出发时间，沿途经过的主要路线和入口，并详细规定什么单位的队伍必须在什么时间通过哪个主要入口。要先掌握全市有关街道宽窄和主要路口大小的情况，并把队伍必须经过的主要路口的流量测算好，只要各个单位的队伍按规定时间和规定路线通过就不会发生交叉和堵塞，万一遇到队伍交叉和堵塞的情况，则由各入口设置的指挥分站负责进行疏导。

第二看群众游行速度。

严格控制好行进速度是整个游行队伍工作的核心，不能快也不能慢，要在规定的时间到达。

根据不同游行队伍行进速度的快慢不一（当时仪仗队每分钟行进速度为80米，体育大队为87米，文艺大队为63米，少先队、农业、工业、科教、居民队伍均为70米），来科学安排所需的具体时间，同时根据所需要的具体时间准确计算出各种队伍的人数等来保证行进时间。

为确保各方队在游行过程中速度适宜、队形整齐，在每个方队的前三排、后三排和中间每10排为横排标兵，每横排中的第1、21、51、81和第100人为纵向标兵。行进中他们必须沿着事先在天安门广场马路上画好的标兵基本线前进。标兵的具体任务是掌握行进速度和前后左右间隔距离保持横竖排面整齐，从而起到保证整个方队骨架作用。

节日当天为了及时掌握各队伍行进速度，在东单路口、王府井南口、南河沿南口等地设立计时站，以便有效及时地调度指挥，确保所有游行队伍按照规定所需要的具体时间通过天安门广场。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当时在节日前，会组织各种队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实地演习。

如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活动时，通过演习发现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实际时间比原定时间超过了两分多钟。

怎么办呢？让阅兵部队减少时间不可能，如果让群众游行队伍减少人数，群众热情很高，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临时撤下谁都不愿意。但超过的两分多钟时间必须减下来。

当时在紧急时刻，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群众游行队伍行进乐曲的节奏速度加快半拍，也就把原规定的每分钟行进116步调快到每分钟行进120步。这样队伍的行进速度略微加快，就把超过的两分多钟时间找了回来。

节日当天群众游行的庆祝时间用了两个小时。有的外宾来说，“几十万人的游行队伍按预定两小时，一分不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真是神了，就是机械化也不一定分秒不差，中国人、北京人真了不起！”

第三看游行队伍在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能否保持整齐。

天安门金水桥前东西500米的地段，是游行队伍“亮相”的关键地方，队伍通过这个区域的表现决定组织工作的成败。

我记得最开始的几次游行，队伍由长安街东向西行进经过主席台时，为了看毛主席，队伍自然改变笔直路线向主席台方向靠，形成了几条大S形状，有人形容为“扭秧歌”或“耍龙”。

这些问题引起主席台关注，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曾专门问过。游行指挥部就采取设立定点标兵的方式进行改进。从南池子路口到南长街路口的1000米地段设置若干条标兵线，每隔两米站一人，身着白色衬衣，佩戴臂章，形成标兵“胡同”，令各路游行队伍按规定宽度和速度前进，避免向一边扭曲。各路标兵随着游行队伍进场和撤离，也不会引起观礼者注意。

1984年的国庆群众游行，采取了方阵编制队伍，共编成68个方阵，每个方阵内设立纵横标兵，控制行进速度和间隔距离，确保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精确时间。

第四看能否做到畅通无阻的疏散。

各种队伍按照规定的时间和速度走出天安门广场，到南长街南口之后行进速度要适当快于广场内的速度，以保证后续队伍既畅通无阻又不“断线”地走出广场。为了让游行队伍不交叉、不堵塞，各种队伍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疏散。游行队伍也不能早散或出现倒灌，影响天安门广场整个队伍的疏散和中外观礼来宾的散场，因此规定各种队伍在距离天安门广场较远的疏散路线之外的地点进行解散。

最难忘1984年国庆游行，除了“小平，您好”，更有诸多不同

《中国经济周刊》：您亲历20次国庆庆典，最让您难忘的是哪一次？

倪天祚：1984年35周年时的国庆庆典，虽然已过去了30多年，但饱含激情、振奋人心的景象依然令我难忘。

经历“文革”，国庆已经连续24年没有阅兵，连续13年没有举行群众游行。

1984年，中央决定于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与群众游行庆祝活动。在群众游行中，突出改革开放这个主题。

当年在整个游行队伍中除仪仗队外把农业队伍摆在最前头。这种摆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庆游行还是第一次。在农业队伍的队首用5部拖拉机组成的“联产承包好”5个大字的彩车，每个字高达4米、宽3米。体现了当时我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这一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当时农民群众的心声。他们都从心眼儿里渴望表达对党的改革政策的拥护。

此外，国庆35周年在工业队伍中增加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的方队，深圳特区队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地方的彩车队伍参加首都的庆典。这支队伍打着两条体现特区精神的口号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特区制作了“大鹏展翅”的大型彩车模型，有四层楼那么高，气势就如同一只大鹏鸟欲展翅万里。在彩车上面还写着邓小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深圳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当然还有后来传为一段佳话的“小平，您好”口号标语。当时这个标语出来，我们是很紧张的。这个标语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每次国庆群众游行筹备时，中央都会发书面材料，包含游行标语等内容，各个队伍可根据情况自己选择制作横幅标语。但1984年下发的标语中没有“小平，您好”这四个字。当时我在指挥总站的大卡车上，远远望去看到大学生方阵突然打出了这四个字，心里很担心，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可能会受到批评。

没多久，天安门城楼上，中央领导就传话来，说这个标语挺好，我们也就放心了。后来才知道，是北大学生制作好横幅，把它藏在衣服里带进了广场。

这反映了大家对小平同志的期待。

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幸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工作中，曾多次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老一辈领导人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倪天祚：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幸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

因为我曾多年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具体负责北京市大型群众活动的组织工作，就能有很多机会与周总理接触，直接向总理请示汇报工作，聆听总理的谆谆教导。

周总理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但对小事还非常重视，能以点见面、以小见大。

记得1972年秋天，国家体委在北京举行一次重要的国际体育比赛，要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有国家领导人出席，还邀请外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在京的外国专家出席，但没有邀请在京的外国留学生。

当时在京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700余人，由我们外事办公室负责管理。不少留学生纷纷要求参加开幕式活动，但是国家体委未予同意，理由是他们是学生、身份低，我们曾多次做工作但未能见效。

当时我们束手无策，外国留学生要求参加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我想只好去打搅总理，就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外国留学生的愿望，没有想到总理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立即在信上批示应让外国留学生参加开幕式、多做工作。

后来，外国留学生观看了开幕式后，心情激动，反映很好，很多留学生打电话、写信告诉了自己国家的亲人，使这次活动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通过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总理的远见卓识，站得高看得远。

他不认为这些外国留学生是学生身份，而是看到这些学生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代表着各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邀请他们参加开幕式，向世界宣传中国、展示中国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曾在中国留学的人员当中有1人在本国担任了总统（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有1人在本国担任了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有40余人在本国担任了副部长级以上职务，有近20人先后担任了驻华大使，约60人担任了驻华使馆参赞，还有的担任了他们国家总统和总理的高级翻译、秘书和保健医生。这对发展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更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

2019年第19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