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 四川报道

责编：陈栋栋

编审： 张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9期）

2017年6月3日，四川成都邛崃 陶坝村“为村”管理员郑小琴，教村民李霞实名认证加入“为村”，参加村里 “最好人缘”评选

邛崃离成都市区近100公里，这里地处成都平原向川西山地过渡处，辖区内有坝区、丘区和山区，地理环境多样，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3000多个区县中，邛崃并无太多特别。位于邛崃西部山区大同乡的陶坝村则更加普通，面积近10平方公里，人口1600人，全村依山而居。据说，陶坝村的陶姓村民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后裔。除此之外，并无特别之处。

但陶坝村成为“为村”的全国样本。那里将在2019年10月20日迎来第二届“腾讯为村大会”。

“为村”有什么用

陶坝村为什么能成为 “为村”的全国样本？

2016年9月，邛崃市委组织部到深圳学习，了解到“为村”平台。最初的应用是党建工作。邛崃市西部乡镇的村民居住分散，党员学习很不方便。“为村”平台有党建板块，材料直接上传，党员在线学习；线上有会议室功能，党支部可以开展“三会一课”。

就在这期间，郑小琴成为陶坝“为村”管理员。

有一回，一位90多岁老党员给郑小琴打电话：“村支部开会，为啥子没喊我参加。”郑小琴告诉他：“你年龄大，腿脚不方便，以前喊你参加，也来不了呀。”老党员却说：“人我是来不了，看视频总可以嘛。为啥子别人看视频开会，我却没得？”

这让郑小琴意识到，在陶坝这样的乡村，“为村”可能价值非凡。陶坝面积近10平方公里，地形狭长，山林阻隔，从最远的村组到村委会，步行一两个小时。党员工作不方便，群众办事也有困难。很多事情，为什么不在网上办呢？

在村支部书记孔祥华的支持下，郑小琴将村里党务、村务和财务全都“上网”。陶坝村一共49名党员，很多在外地打工，过去搞党建学习很不方便，如今在网上都能完成。党员在手机上“党员日记”，谁都可以看到。村里谁是党员，过去村民们不太关心。现在，党员是“为村”上的特殊存在。

“为村”平台上有“书记信箱”。村支部书记发通知，公开村务，都在这里呈现。群众有来信，书记得第一时间回复，大部分是问具体的村中事。很短时间里，村民群众在“为村”的活跃就超过了党员。只要入驻“为村”，陶坝村以外的全国用户都能围观，这让孔祥华一度压力巨大。

经过一年多运营，郑小琴发现村民最关心的事情，基本和钱相关。村委有多少资金，都用在哪里；国家有惠农补贴，村委会做了多少工作，本村获得了多少钱。针对焦点问题，郑小琴建议开通网上“议事厅”，将村民关注的事情付诸网上议论。村支部书记孔祥华力排众议，支持了公开讨论的做法。

为什么喜欢“为村”

现实中，老百姓对三务（党务、村务和财务）的关注很难持续。转化为互联网的语境就是，陶坝如何做出“用户黏性”？平台能吸引村民持续“玩”，无非是“有趣”和“有利”。

陶坝“为村”管理员郑小琴2010年大学毕业后，曾有过短暂的“北漂”经历。由于长期使用互联网，她对“社区运营”颇有心得——在陶坝这样的乡村，村民社交似乎都是线下走动，实际上只要挖掘他们的心理需求，很容易形成网上社区的氛围。

管理“为村”不久，郑小琴就发起了“全村秀·最好人缘”评选活动。村民上网讲述邻里感人故事，展示自己，点赞他人，营造出全村和谐的氛围。这次活动获得“为村”全域传播支持，获得超过18000个点击观看，700多条留言。此后，陶坝村经常在“为村”开展文化活动。

在陶坝，“村友圈”是比朋友圈有意思的社区。“村友圈”类似互联网早期论坛，讨论的都是村民聊得上的话题，流量也比朋友圈大得多。

而在陶坝村支部书记孔祥华看来，“为村”深受村民欢迎还有更现实的原因：

2013年雅安地震后，部分陶坝村民的生计受影响，政府引导产业重建，开辟出佛手瓜生产基地。但佛手瓜丰收后，销售却成了难题，最怕的就是，“没有订单，没有销路，只能眼睁睁看着果实腐烂在地里。”

2017年10月，郑小琴将佛手瓜成熟的消息发在“为村”平台。原本只是展示家乡风景，不想却促成生意。几天之后，一位来自四川绵阳的商人联系过来，第一单就要2000斤。消息传出，陶坝人喜出望外——原来传说中的“电商”这么近。

受此启发，2018年陶坝村民在“为村”活跃时，就特别爱发自家佛手瓜田。六七月正值佛手瓜生长茂盛，陶坝“村友圈”就一片绿意。村民在其他平台做直播，在各处公众号上发文章。

持续的预热带来的是订单的不断增长。2018年10月，佛手瓜成熟时，价格已从最初的无人问津，上涨至每斤2.4元。400亩瓜田销售一空，农民增收数百万元。到2019年，陶坝村的佛手瓜基地已扩大至600亩。

“其他农村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但要说我们陶坝贫困，只怕不是真的。陶坝村民有钱赚，幸福感高，你看得出来吧。”村支部书记孔祥华说。

数字乡村，成事在人

说起中国的乡村互联网，也许不少人会联想到搞怪浮夸的土味视频、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文章或者刷屏骚扰的微商。而陶坝在“为村”的成功，则显得颇为另类。

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村庄，没有成为信息洪流的被动接受者，也不像很多人担心的“原子化”“碎片化”。在互联网浪潮下，陶坝发展出本地社区文化，营造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互联网改变生活，却没有让传统生活面目全非。

“陶坝经验”的传播，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并予以了充分肯定：以陶坝村为案例，鼓励革命老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支书勇于尝试，用好互联网。

陶坝“为村”的管理员郑小琴，也被腾讯总部聘为全国“为村”助教。这个职位全国只有20人，郑小琴一人负责中国西南片区。接受采访完第二天她就到400公里之外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传授经验。

郑小琴说，凉山有几十位她的“徒弟”。这些“徒弟”都是当地对互联网感兴趣的村支部书记，有的已经五六十岁。“徒弟”们现在是学生，将来是老师。他们将带领村民们接触互联网，学习互联网，利用互联网改善生活。

在“为村”，每一个管理员都是火种。他们负责给当地，给个人，开启互联网时代的光明。

陶坝村支部书记孔祥华也感叹：乡村数字化的最大阻碍，不是买不起手机，不是缺少网络信号，而是缺乏观念先进、踏实靠谱、很有头脑的年轻人。农民渴望互联网，农村也不乏“点石成金”的机会。“为村”能让年轻人留下来做事，很了不起。

2019年第19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