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

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经过简单等量替换后，也可以看做是“物价上涨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抑制物价上涨就需要紧缩货币。

在从逻辑看，上述推理似乎是正确的。但看到“物价上涨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这个命题时，您还确信上述逻辑的正确性吗？

显然，物价上涨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举出反例否定这一命题。比如，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CPI数据显示，2019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0%。这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问题吗？很明显，本轮物价上涨主要集中在猪身上，而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供给不足，而非所谓的“货币超发”。

具体看，9月份猪肉价格上涨69.3%，仅此一项，就影响CPI上涨约1.65个百分点。同时，在猪肉价格带动下，禽、蛋、水产、粮食价格全部上涨，并对CPI构成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些价格上涨都不是货币因素。

应当说，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很多，货币只是物价上涨的因素之一，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

那是不是弗里德曼错了？很遗憾，弗里德曼没错，错的是弗里德曼的“学习者”。实际上，弗里德曼只是在研究“物价与通货”的关系，而并未研究其它因素和物价的关系。是那些“把货币理论奉为圣经”的货币主义者们把“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绝对化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央行都在反思，而且在行动上做出了重大变革。10多年来，那些聪明无比、谙熟货币理论的央行行长们敢于大规模向金融系统释放基础货币，正是“改革的例证”。

笔者在学习货币理论时发现，“多发货币、推高物价”存在一个重大的“隐性前提”：整体社会需求旺盛而供给并未随之增加。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它揭示了物价上涨真正的“充分必要条件”应当是供不应求。换句话说：供求关系变化才是物价涨跌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曾在其著作《新资本论》中专门论述指出：通货膨胀与央行基础货币发行无关，而是商业信用大幅扩张的结果。

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紧缩货币改变不了猪肉的供求关系。因供给不足导致CPI上涨，不该使用紧缩货币的方法抑制，而只能通过增加供给的方法。

编辑：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