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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70年·社保制度建立|亲历者王婕:日趋完善的社保比单位更靠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据人社部统计,至2018年11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9.26亿人,参保率90%,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亿人,参保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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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制度建立

1986年国家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开始尝试建立待业保险(后改名为失业保险)制度。1991年6月《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199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社保制度改革进入体系建设的新时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陆续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据人社部统计,至2018年11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9.26亿人,参保率90%,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亿人,参保率95%。

p116 2000 年7 月,一幅社会保险公益广告出现在四川广汉市街头。它提醒人们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企业的义务、职工的权利,参加社保也将成为人们养老的一种方式。新华社

2000年7月,一幅社会保险公益广告出现在四川广汉市街头。它提醒人们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企业的义务、职工的权利,参加社保也将成为人们养老的一种方式。(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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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趋完善的社保比单位更靠谱

1978年,20岁的王婕进入天津某国有企业,在办公室负责人事工作,从业40年,王婕和公司一起,见证了中国社保制度的改革和升级。

“80年代,员工看病费用100%报销,子女报销50%”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企业保险”制度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制度安排具有典型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构、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等特征。

“那时候,员工的劳动关系都是在编制内的,俗称终身制的‘铁饭碗’,单位要管你一辈子。社会保险是全民‘视同缴费’,只算工龄,并不交钱,员工的福利全部依靠单位的营收情况。”

据王婕回忆,当时,只有极少数员工,单位会与其签署劳动合同,“像我们单位当初600人里只有三四个人是这样的,他们是要按比例,由单位出钱给他们缴养老金的。”

最让王婕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员工看病就医用的“三联单”。三联单其实就是三页薄薄的白纸,记录着就诊人的个人信息和单位编号等,“我们当时都说这就是‘圣旨’,因为有了三联单,看病的费用单位就全包了,员工本人的费用全部报销,子女还能报销50%。医生只要看三联单上的编号,就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了”。

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员工生病了都是先去单位或者厂子里的卫生所,处理不了的才会去医院,“那个时候有急救的事情,就叫厂子里面备着的急救车,万一本厂的急救车不在了,还能叫邻厂的急救车,不像现在直接打120……”王婕说。

同时,单位全部报销医药费的方式,也带来了医疗浪费的问题,王婕表示,“当时员工看病都不花钱,有个别和医生关系好的人,没什么大毛病也会去医院开出来各种药,除了治疗头疼脑热的家用常备药,更有价格稍微高些的稀缺药品,再偷偷地私下送给或者卖给别人”。

“90年代,员工拿着医药单没法报销,退休领不到退休金”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大量企业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职工手中大量医疗票据无法报销。政府实施多年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已无法为职工健康提供保障。

“刚开始员工都比较年轻,后期员工生病看病的情况增多,单位这部分的成本大幅上涨,甚至我听说有效益不好的厂子,被迫关停了卫生所,有人手里拿着医药单却无法报销”。

据王婕回忆,受退休人数增加、企业自身效益下滑等影响,员工退休时从单位领不到退休金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传统的劳动保险制度,由企业包揽劳动者生老病死伤残等所有福利,企业负担过重,企业之间负担不均,难以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1991年至1997年,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史上先后出台了3份重要文件。

1991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养老保险问题第一次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1997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范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走向统一,并为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创造了条件。

医疗社会保险改革的基本途径形成,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1998年开始,企业负担降低了,员工保障提高了,社保工作简便了”

“1993年1月1日起,天津市企业员工开始实行全员实际缴纳养老保险,这对大规模企业的办公室来说,增加了不少工作量,甚至需要另外单独设立人事科或者招聘新人来处理这部分工作。”王婕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每年年初核算员工缴费基数时工作量尤为突出,这也是他们经常加班的时候。

1998年开始,各项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家财政投入逐年加大,中央政府开始主导全国的社会保障改革,“1998年5月,我们天津市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为社保局),主管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事务,每个月26日至次月8日,我们都需要去社保局申报单位员工当月的社保情况”。

在王婕看来,从那时开始,企业员工的医疗费用再也不是由单位包揽了,而是转向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这相对之前的方式,医疗保障资金的来源更加稳定,也更好地控制了医疗资源过度浪费的情况。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王婕记录员工社保缴费情况的本子越来越厚,每位员工的缴费项目表也是越来越长。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随后,国有、集体企业开始实施“减员增效”,王婕所在的企业产生了大批需要安置的人员。当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天津曾出现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大批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一时无法保障,“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和亲戚朋友借点儿钱才能周转开日常开销。”王婕回忆道。

1999年1月,《失业保险条例》发布实施,由再就业中心、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三条保障线”以及“两个确保”政策,“像天津市的话,如果失业了,按照工龄计算,最长可以按月领取24个月的失业津贴,每个月大约1000多元,多少能帮助到失业家庭。”王婕说。

除了失业有了基本保障,看病问题也变得更加方便。“2001年11月,天津实行医保卡,开始刷卡看病,虽然也需要职工先行垫付再回单位报销,但是相比‘三联单’时期,更加有了保障,起码一定会给报销。

近些年,医保卡升级了,看病时直接在医院就能算出职工自付的部分,员工在医院结算时可以直接通过后台计算,得出自己承担的部分,无需再像以前,先垫付再由企业报销了,我们的工作也简化不少。”王婕表示。

据人社部统计,至2018年11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9.26亿人,参保率90%,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5亿人,参保率95%。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养老保障网络、健康保障网络,参保率分别达到90%、95%。

“回想这40 年,随着社保制度的越来越完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保比单位更靠谱。”王捷说。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贾璇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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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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