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建立

1990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相继成立并正式开业。股票和股票交易所，这个被长期冠以资本主义特有标识的市场化产物，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悄然启动。此后，深交所和上交所又先后推出了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科创板等，中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更为丰富。与此同时，深港通、沪港通，以及沪伦通的开通，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在法制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方向上不断迈出坚实步伐。股票市场的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对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新华社）

上交所：白纸上画出的梦中情人

“接手筹建上交所，是诸多机缘巧合。”尉文渊这样开始回忆当年建立上交所的情景。

1989年年中，30多岁的尉文渊放弃了审计署处长的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个消息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时任行长龚浩成知晓后，他让人捎信给尉文渊，“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

龚浩成与尉文渊的交集是在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简称上海财大）。那时，尉文渊是学生骨干，深得时任副院长的龚浩成喜爱。此时尉文渊重回上海，而龚浩成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位爱徒。“老师召唤，岂敢怠慢”，尉文渊于是就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

筹建上交所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浦东开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啊，你们干嘛。”1989年12月，朱镕基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是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由龚浩成等三人组成“上交所筹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人行上海分行，而具体执行机构则是金融行政管理处。

上交所的设立迫在眉睫。1990年6月8日，朱镕基宣布：上交所将在年内开业。因为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将在1990年12月率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访问上海，朱镕基希望代表团出席上交所开业典礼。

筹备时间只有半年，1990年6月下旬，尉文渊向人行上海分行的领导透露一个愿望，是不是可以让我去筹建上交所？一拍即合，时年35岁的尉文渊挑起了这副前途未卜的担子，当年7月3日，他履新上交所筹备小组组长。

刚接手上交所筹建之时，交易所在尉文渊的脑子里只是电影《子夜》中的片段，它究竟该怎样运行、管理？构建怎样的机制？一切都是空白，但尉文渊心中有个基本准则：要建交易所，就要建一个高标准的交易所。

白纸上的“梦中情人”

毛泽东形容新中国建设基础时，用了“一穷二白”一词，而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建立实际也是如此，穷的是硬件，白的是软件。

万事开头难。在经历过刚开始的迷茫之后，尉文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先要有一个交易大厅。按照他的说法，有了交易大厅，就会有各种场景的想象，各种设备的需求，就会使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具象。所以，筹建上交所就从交易大厅的寻找开始了。

按照龚浩成的要求，这个交易大厅应当放在黄浦区。这里不仅是上海金融聚集区，而且有外滩这个标志性的时代印记。

当然，在尉文渊的心中，交易大厅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说不清。

但就是这个虚幻的形象和标准折磨着尉文渊，让他跑遍上海这一区域所有可能带有大厅的场地，包括卖火车票、卖船票、卖邮票的地方，他甚至考察过当时上海南外滩、55路公交车终点站对面商业储运公司的仓库，那个地方离十六铺的粪码头不远。“我们筹备小组就在附近办公，一到夏天，上海爱刮东南风，办公室空气就很不好，必须关窗。” 尉文渊说。

也许又是机缘巧合。上海大厦一位副总经理听说尉文渊正在满外滩寻找大房子，便托人带信。当时，上海大厦旗下的浦江饭店经营非常困难，希望能找到大客户物尽其用。尉文渊刻不容缓地去看了，“真够破烂的，又黄又旧，穹顶像块破席子都快塌下来了。”

但是尉文渊仔细一看，墙是大理石和汉白玉构件，孔雀厅作为中堂精致典雅，圆形穹顶残破中暗透气派。这座有着近150年历史的饭店，是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安装电灯、使用自来水的地方，罗素、爱因斯坦等一批国际名流都曾下榻于此。

“就是她了。”尉文渊一阵兴奋，“没见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梦中情人’长啥样子，直到你见到了，才知道就是她。”多年后讲起这段经历，尉文渊仍是满脸兴奋，但当时他还是有点忐忑，因为浦江饭店不在黄浦区，而在与黄浦区一河之隔的虹口区，自己相中的“媳妇”，“婆婆”会认账吗？

费尽口舌征得了龚浩成同意，尉文渊如释重负。浦江饭店，尉文渊踏破铁鞋要找的那个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诞生之地。

接下来的工作则是该如何装点她，让一个破败的饭店不仅变成自己的“梦中情人”，也变成千千万万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大众情人”。

领先全球的电脑交易

场地有了，交易体系如何构建？用怎样的方式构建？尉文渊试图超越已经使用计算机的纳斯达克，建立一个计算机自动交易系统，一并完成信息传输、信息披露、交割清算。不到半年时间，要完成如此之大的创新，谈何容易。

“直到开业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做用户界面。”尉文渊记忆深刻。

也许又是巧合，就在这个时候尉文渊偶遇上海财大信息系的朱快蕾老师，正是朱老师组织信息系的老师和同学，包括上海财大助教谢玮和刘兰娟夫妇，一起开发了上交所第一套计算机交易撮合系统。

“‘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基本交易规则是明晰的，但人家做编程之前我需要向人家提供整个交易流程的设计规划。”尉文渊举了一个例子，负责编程的谢玮提出一系列问题：股票代码如何设置？编码规则是什么……当然，这些具体问题都要有规则，如果开始不为未来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那交易所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回头解决“历史问题”。

尉文渊举了一个例子，股票代码6开头、6位数是受上海电话号码升位的启发，这样的股票代码编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还有标准化的证券买卖委托单、交割单也是我们借鉴当年的银行储蓄单据设计出来的。”这样一点一滴地拼，一点一滴地凑，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尉文渊他们硬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他们自己都不曾想象过的图画。

1990年，中国还处在物资短缺的时期，很多东西都是定量供应。当时筹备上交所的时候，电话号就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电话终端的数量对交易所非常重要，但当时上交所只申请到了30个电话号码。

怎么办？朱镕基来了，距离上交所开市还有16天。1990年12月3日，朱镕基来到浦江饭店视察交易所的筹建情况。正是这次视察，朱镕基责令上海市政府全力以赴支持交易所建设，包括申请电话号码等等。“多亏是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尉文渊说。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如期举行，朱镕基以及北京赶来的人民银行领导出席，而那个如约前来的香港大型贸易代表团也站在出席典礼的人群当中，当开市的锣声敲响，全球唯一的股票电脑撮合系统跳出第一笔成功交易的结果之后，“电脑技术人员都跳起来了”，而尉文渊却因为一双不合脚的鞋磨破了他的一只脚，发着烧敲响了开市第一锣。

现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不断丰富，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骤然提速， 2019年7月上交所科创板开市，建立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再下一城。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孙庭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