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末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高考，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恢复高考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为各行各业断档多年的人才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新华社）

“恢复高考，我只是说了几句真话”

“8月初到北京开会。”1977年7月底，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接到学校领导通知。不过，除了会议时间，他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所以没做任何准备。

1977年8月3日晚，查全性乘坐飞机到达北京，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刘道玉此前曾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查全性在北京饭店住下后，见到了一些外地来京参加同一会议的科学教育界旧友或名人。此时，查全性才知道，这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年龄多在六七十岁。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52岁的查全性算是年纪轻的。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查全性也许并不知道，一个大人物正在谋划着科教界的一件大事，这个大人物就是邓小平。

“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

查全性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留校任教。后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回国后继续在武大任教。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官儿”是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最高的“职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参会前，查全性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大家普遍觉得，国家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很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1977年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幕。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何东昌，以及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吉林大学的唐敖庆等人，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金善宝、张文佑、吴文俊、王大珩等人。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一下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从会议头一天开始讨论起，邓小平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离开。在五六天的会议期间，只有一个半天因为有外事活动非走不可，才给大家放了半天假。

查全性回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听不清楚的问题。他不做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只是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很有诚意，他是迫切想解决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

由于参会的大都是著名学者，所以查全性头两天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其他人说。

“后来看到小平同志那么认真，我认为机会很难得，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查全性在发言中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问题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名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小平同志当场决定恢复高考

查全性回忆，当时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査全性表示，“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招生方针，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形成良好的读书风尚。

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

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我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查全性回忆，小平同志当即决定恢复高考,但是说: 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大家纷纷说还来得及。小平同志就问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的意见，刘西尧说: 只要追回文件，重开招生会议，还来得及。小平同志随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查全性可能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一个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还是沿袭“文革”时期的招生方针：“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也就是在座谈会召开的同一天，8月4日，教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了。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重新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自此，中国结束了11年没有高考的历史。

当时的压力还是不小的。“四人帮”认为教育界“文化大革命”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基本估计”，还没有人推翻。而邓小平因为敢讲真话被打倒才刚刚复出。座谈会的前两天，有的学者还在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许多人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触及敏感问题。

查全性说：“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查全性回忆，1977、1978那两批学生一进来之后，整个高校教学工作就变了样。在那种情况下能考得较好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在极困难条件下坚持自学的有志青年。“现在人们似乎把倡言恢复高考都归功于我。其实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有此想法，我只是有机会说了几句真话。”

（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栋栋）

编辑：张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