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一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在崇山峻岭中拔地而起。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共和国建设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战略部署。“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落后的局面，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969年9月28日，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规模施工建设在湖北省十堰正式拉开序幕。（新华社）

东方汽轮机厂：“一条麻绳”闹出的大型企业

1964年，我39岁，在哈尔滨汽轮机厂（下称“哈汽”）做销售工作，职务是厂工会第一副主席。

五六月份，厂党委找我谈话，让我去搞“三线”建设，但当时包括厂领导在内，“三线”建设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搞，大家都不知道，说上面以后会通知，反正就在西南、西北这两个地方。

“靠山、分散、隐蔽、进洞”

同年10月，原第一机械工业部（下称“一机部”）通知我们去西北看厂址。

工作组由一机部一位副部长带队，大概有二三十人吧，包括一机部相关部门、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这时已经知道，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厂要负责西北地区发电设备的“三线”建设筹备工作，不是把厂子搬迁过去，而是在“三线”建设一个新的汽轮机厂，实行的是三包政策：包建设、包人员、包设备。

工作组到了西北后，分头看，在甘肃、青海看了好多地方。

1965年2月，国家决定哈尔滨三大动力厂负责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建设。同年3月，我又参加了一机部的工作组，到四川去选址。

当时选址的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进洞”，所以到了四川后，我们就在四川省机械厅和相关设计部门人员的陪同下，专门到山区去选址。

每看一个地方，工作组就要讨论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建厂，建什么厂。主要考虑的是交通是否便利，空间格局能否把厂房布置起来，是否有发展的余地等情况。

我们先在成都周围的山区看一看，然后去了绵阳市的江油县厚坝，经过讨论并上报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下称“三线委员会”），确定把新的锅炉厂放在此地（后来因为厚坝山太多，交通不便等，锅炉厂就搬到自贡去了），然后又到绵竹、旺苍等地去看厂址。

当时在绵竹县汉旺、马尾、九龙一带的山区，我们看了两三天，觉得这一带比较适合建设新的汽轮机厂。

我们商议后上报三线委员会，建议在汉旺、九龙一带建设新的汽轮机厂，得到了认可。之后，我就回哈尔滨，向厂里做了汇报。

在四川选址，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总体来说，地方上是很欢迎的，当然，个别地方不一定非常热情，感觉是为了完成任务。

因为当时的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他们有顾虑：“你们这么大一个厂子，过来以后，职工工资又高，还要我们供应副食品。”可能会有些压力吧。和现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是不一样的。

“先生产，后生活”

从四川回来后一个多月，一机部下文，让我们厂组织50名职工负责新汽轮机厂的筹建工作。接到通知后不到一个星期，在1965年6月初，我就带了8个人，搞技术的、管财务的、搞基建的、管生活的等，先期来到汉旺。

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当时毛主席讲，“三线”建不成，他睡觉都睡不好。

我们8人在汉旺的小旅馆住下，管住不管吃，白手起家，先做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吃饭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我们在当地煤矿搭伙。我们在小旅馆住了三四个月，厂里陆陆续续来的人多了，小旅馆住不下了，我们就开始租房子。

我们先租了当地农民的两栋草房，总共有一二百平方米，又通过宗教管理部门租了汉旺的一座火神庙，有三四百平方米。

1965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就搬到火神庙里去了，后面住人，前面办公，和菩萨一起办公。这座庙当时很破旧、潮湿，蜘蛛网、老鼠、蛇很多，晚上经常有蛇爬到床上来；门窗也关不严，晚上山风直往里吹，很冷，下大雨时屋内还漏水。喝的是沟里的水，吃不上高粱小米，天气又潮湿，经常下雨，道路泥泞不堪，很容易滑倒。

和我们在哈尔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相比，这里的条件很苦，生活上也不习惯。但大家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

参加新厂建设的还有上海汽锅厂的100名技术人员，他们刚来时没有房子住，就在厂门口的空地上搭好几排芦席棚，地下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地，就开始产品实验和材料实验了。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乐观地给它取了一个名字：东汽南京路。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建设“三线”，搞工业现代化，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光荣，有一种使命感。

“一条麻绳闹革命”

1966年上半年，施工队伍开始进入汉旺，11月份正式开工建设。这时，我们在当地已经有七八十人，部门配备也相对齐全了。

当时厂名还没起好，因为电报挂号是401，所以大家就叫它401厂。

1966年后，一机部经过讨论，厂子正式命名为“东方汽轮机厂”（下称“东汽”），可能有屹立东方、东风压倒西风的意思吧。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在四川建设的新厂都叫“东方××厂”。

建设东汽，我们真是有股“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

没有吊车，我们就用麻绳把机器设备拴牢，肩膀拖着绳子往下拉，硬是把4米刨床和几台车床安装到了车间里。这就是“三线”建设中著名的“一条麻绳闹革命”。

1971年夏天，汉旺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奔涌而下的泥石流把纵贯东汽厂区长约500米、宽4米、深达3米的阴山沟全部填平，许多厂房进水，20余台大型关键设备被浸泡，泥石方量达6000多立方米，使工厂蒙受损失达32万余元。我们手拉肩扛，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将其清理完毕。

本来我们计划两到三年建成新厂，但因为1966年“文革”开始，最终花了8年才把厂子建好。

1974年东汽建成投产时，我们的职工已经达到2000多人，哈尔滨过来的有一千二三百人，此外在本地也招了一些徒工。

建设东汽，国家前前后后投资了1.8个亿，当时哈汽的资产规模是2亿元左右，我们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在荒凉的龙门山脉脚下重新建了一个大中型的汽轮机厂。

1975年，第一台200MW汽轮机在东汽顺利诞生。

现在，东汽已经是一个年产值过百亿、销售收入过百亿的大型骨干企业。

回想当年，献身“三线”建设，我感到很光荣。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的报道）

编辑：张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