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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70年·“一五”计划|亲历者吕彦斌:我设计了新中国第一辆轿车

在新中国历史上,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等作出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1953—1957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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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计划

在新中国历史上,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等作出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1953—1957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到1957年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就工业布局来看,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长春也由此成为我国的汽车城。

p32 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出来的第一批38 辆“解放牌”汽车1956 年8 月21 日运到北京准备参加首都国庆节的检阅和游行。这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首都人民纷纷前来参观第一批“解放牌”汽车。新华社

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出来的第一批38辆“解放牌”汽车1956年8月21日运到北京准备参加首都国庆节的检阅和游行。这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首都人民纷纷前来参观第一批“解放牌”汽车。(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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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计了新中国第一辆轿车

我是天津人,1948年9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汽车制配厂(现在的天津拖拉机厂,下称“天津汽配厂”)。

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当中,汽车和拖拉机都是大项目。这个厂专门做汽车配件,我去的时候它还由国民党管制。

天津解放时大家都很高兴,领导希望将来天津汽配厂能够上升为一个汽车制造厂。1951年,我们做出了一台四缸汽油发动机,然后就想做轿车。当时的厂长对我说:“小吕,你来设计一辆轿车,发动机就用我们自己的。”厂长也是外行,不懂技术,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将来做汽车肯定要比做配件好。

我当时想,这不是难为我吗?以前学校只有火车系,没有汽车系,我不懂啊。但既然厂长这么说了,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毕竟我在建筑系学过建筑,还算有些底子。我就从修理厂找来一个旧轿车底盘,画了一张轿车整车外形图。交图时,我想,只有外形图还是做不出整车来啊。于是,我又做了个1∶8的木头模型。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做出了样车,然后往市里报捷。时任天津市市长吴德是第一个试车的领导。天津市区虽然小,马路还挺平。吴德坐在车上,司机带着他围着市区绕了两圈。车还没牌子,也没人知道是什么车,市领导当场表扬了我们。

这辆轿车虽然能开能用,但用久了毛病就出来了。天津汽配厂最终也未能改成汽车厂,而是改成了拖拉机厂。

我被调到一汽做东风轿车

1953年7月10日,我被调到652厂(当时还不叫一汽),就这样到了长春。1958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做东风轿车,厂里要求我们仿照和自我设计相结合。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带上我和另一个工程师到北京去找样车,选中了法国希姆卡中级轿车:里面的结构不变,发动机用德国奔驰190,车身自己设计,由时任652厂副厂长孟少农统一指导。

我们先做了小模型。做之前画效果图,外形用彩色,画好后让领导挑选合适的,做成1∶5的模型,再交给领导审核,选择其中一个做成1∶1的大模型,再根据大模型画试制图,用手工敲出一辆样车。

1958年5月,我们做出东风样车;5月12日送到北京中南海报喜,正值八大二次会议召开。5月21日下午两点,毛主席检阅东风车,他跟林伯渠坐着车围着花园绕了一圈,下来后他说:“好啊!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然后到车前面和每个代表握手。我们这边去了三个人:由史汝楫领头,还有一个车间主任和一个司机。

毛主席看完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周总理也去了,他先打开发动机盖看,看了后,他说:“你这个发动机抄的是奔驰190,抄也没关系,外国人也都互相抄,但是要抄得高明,要抄得巧妙。”

就在送往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前一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东风轿车的车标是一条龙,“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成立体的,前头就放上“东风”两个字。最初,我们放的是“东风”两字的拼音,中央办公厅主任看了后说,这样会让人误解,好像是外国车子,还是改成中文好。

于是,李岚清(时任652厂计划处科长)连夜赶到灯市口找修配厂的老师傅凿了这两个字。第二天送到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就是有中国字的那辆车,车后头还有两个宫灯。为什么设计宫灯呢?一位黄技术员做了一个小模型,说这样更具有民族形式,结果领导同意了。

尾灯用宫灯,前头是龙,两边是毛主席的题字,再加上“东风”两个中国字,这样一辆车行驶在大街上,人们看了都非常高兴,以前他们还没见过有中国字的车呢。

“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造红旗车的气氛是在1958年8月开始出现的。要到哪里找样车呢?找来找去,找到了吉林工大,那里有一辆美国克莱斯勒高级车。一打听,才知道这辆车来自某大使馆,被人民日报社购买后用来送版,最后转到了吉林工大。我们就从学校借来当样车。

为了抢时间,我们省了一些工序,直接做成1∶1的大油泥模型。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就做出了样车。孟少农也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快速,是在正常规范情况下的加速,这样虽然程序少了,失误少了,但过程中的问题却多了。”

我们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款红旗高级轿车,并给它命名CA72型,之前的东风轿车叫CA71型。设计时,孟少农组织成立了28个突击队,解决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很多质量问题。尽管红旗轿车不是最好的,但也总算是升级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苏关系破裂,中央领导坐的吉斯110高级轿车需要更换零部件,但苏联“卡”我们脖子。中央就要我们做能代替吉斯110的高级轿车。红旗CA72型是两排座,中央需要的是三排座,就这样,红旗CA72型停产。

1959年,我们做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时,我去印尼大使馆寻找样车,当时我们和印尼的关系不错。印尼大使馆很阔,门口有很多外国车,基本上是美国车。我在门口找到开这些车的司机,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红旗车给中央领导用。这些司机一听,都很高兴,说:“太好了。有了自己的车,省得再买外国车了。”

这些司机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们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让我研究。大概有20多辆车吧,有高级轿车也有中级轿车。我拍照花了两三天时间,拍了十几卷胶卷。回来后设计三排座时,这些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

我们随后又买了两辆车,福特林肯和通用凯迪拉克,再加上原来的克莱斯勒。根据这三辆车的结构特点,我们在红旗轿车上采用了不少新元素。这也是我的主意,如前部基本上仿的是林肯,中部仿的是克莱斯勒,后部仿的是凯迪拉克。

1964年,史汝楫带了十几个人成立轿车厂,他任副厂长,我是设计科科长。我们在设计三排座高级轿车时,在仿照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进,融进了新的创新思想,让外形看起来更新。1964年我们做出了第一辆车,到北京给彭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看,他看后就留了下来,说:“我给你们宣传。”

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美国国务卿黑格问是否需要从美国空运车队过来。周总理告诉他说:“不需要,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那时我们有大三排座车,后来又做了无隔音玻璃的小三排座、两排座、救护车以及老772防弹车。决定做救护车时我们就琢磨,从一个大车队里出来一辆救护车似乎不太协调,有些晦气,于是,我们设计的救护车外形跟红旗一样,里面有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使车队看起来更协调。

也许是受当时的生产状态影响,也许是认识上的问题,红旗高级轿车就是没做起来。但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红旗轿车。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的报道)

编辑:陈栋栋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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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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