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已经基本公布完毕，PMI、固定资产投资、M2增长率、社融情况等，已基本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笔者认为，中国有关货币、财政、产业等宏观调控部门需要采取行动，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是保持定力的基础。我们需要高度注重高质量发展，但绝不能允许在经济失速状况下谈高质量发展。

201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把握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为机，办好自己的事。

这个总体要求，其实就是有所作为的要求。而且中央特别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还需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到境外和境内、短期和长期、宏观和微观、供给和需求、农村和城市——这些看似不同甚至对立的事务，其实都是统一的整体，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孤立看待。

同样，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也是相辅相成的整体，但宏观稳定是第一位的，宏观不稳，微观不可能活，托底社会问题就会越托越托不住，成本大幅攀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7·30会议”提出：“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笔者认为，如果具体执行部门只是简单把中央“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表述理解为“保持货币流动性或金融流动性合理充裕”，不仅远远不够，甚至还可能演化为“严重跑偏”。

实际上，中国经济严重期待适宜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资本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但是，货币或金融流动性很可能是短期、甚至极短期的流动性，这样的流动性再多，也只适于金融空转套利，转化为资本流动性的概率低，成本高。

正因如此，中央政治局“7·30”会议强调：“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为什么是中长期融资？其实指的就是资本，而不是短期的货币或金融流动性。

毫无疑问，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当下金融、货币政策高度关注“短期和长期、供给与需求等对立事物的统一性”，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从需求端助力供给，从投资端助力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提升，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的长期稳定，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金融环境，更重要的是：赢得时间。

几日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金融40人论坛上说：扩大总需要和结构改革并行不悖。中国经济“L型”走势始终没有达到（稳定的）一横，下行压力不断。而现在应扩大总需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阻止经济下滑。他判断，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才有保持10年、甚至更长时间较高增长的可能性。

笔者赞同余先生观点，并希望补充三点：第一，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仅可以拉动总需求，更重要的是，应肩负强化股权资本市场健康，并以此修复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任；第二，坚决反对“总需求无用论”；第三，“让M2和社融增长符合GDP增长需求”的提法非常消极，如果GDP增速回落到6%以下，而CPI增长只有1%，那就是说：M2增速达到7%就足够了？笔者认为不行，这等于废掉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编辑：周琦

编审：姚冬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