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浣非

责编：邹松霖  

编审：郭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3期）

近一段时间，改革和开放应该是中国使用频率再度上升的词语，原因无他，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使然。而在中国整个对外开放布局中，由于金融业对中国各方面发展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业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开放任务最重、系统性挑战最多的领域。

金融开放的内容一般可包括两大类，一是放开对资本进出的控制，也就是放开跨境资本在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的限制，包括汇率政策、资本项目、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二是与金融服务业相关，即对境内外投资者、金融机构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的放开。

后WTO时代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正视中美金融业竞争力差距

中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经历了由非制度化到初步制度化到相对系统化的过程。如早期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内地的一些企业投资金融机构都是领导“批条子”的产物，如笔者当年工作的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开设分公司、蛇口招商局办平安保险公司直至发展成为金融集团。中国的制度化金融开放应是加入WTO之后的事，中国真正改变由央行一家监管整体金融业变成三个专业部门分别监管银行、保险、证券市场也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加入WTO以后，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种有限度的开放，无论对外资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还是可以提供的服务范围，以及能够进入的地域，其实都是有限制的。为了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也为了促进中国经济能实现向质量增长的转变，中国已明确了下一步的金融开放应是逐步予以外资国民待遇的开放。毋庸讳言，未来的中国金融开放应是进入全面深化阶段的开放。这种开放应是金融制度全面与先进国际制度接轨、金融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市场协同性及效率大幅改善、粗放型经营受到围剿、行业励优汰劣业态明显、市场国际化外延快速推展、金融业国际竞争力较快增强的开放。

环顾全球，金融从来都是世界大国的争抢高地之一，金融不开放或者开放深度不足的国家都难以成为世界强国。美国的霸权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的强大，而是美元和互联网对全世界的控制。而中国金融业与美国相比在竞争力上的差距则是多方面的，一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仍然不高，人民币纳入发达经济体储备体系的比重依然有限；二是中国的资本进出仍存在诸多的管制，除香港以外，中国尚无可达到一定量级的外汇交易中心；三是在执行金融业活动的一些国际约束标准上中国常常会出现时滞；四是一些金融服务内容及方式的所谓创新中国还处于追赶和仿效阶段，在国际金融领域属于中国金融业领先独创的产品和服务仍比较鲜见；五是资本市场的韧性严重不足及与经济活动的严重脱节性。而仅就当下人们谈论最多的小微企业金融环境来说，中国与美国依然有较大的差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中美两国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具体见下图：

强调开放，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弥补自身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的差距。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要明确开放的内涵。因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开放旨在逐步消除外资在股权比例、服务范围等方面的限制，相信此时会有相当数量的外国投资者、外国金融机构对进入中国金融市场都在摩拳擦掌，但这时的中国金融开放就必须要考虑是立足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规模的扩大、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多，还是着眼于更先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先进经营管理技术的引入。要考虑后者，有关方面就要清楚什么是先进的产品和服务、什么是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或者说要清楚中国金融业落后在哪里，要在哪些方面通过开放能尽快弥补行业短板。

客观“对标”：法乎其上

这里面就有一个客观“对标”的问题。而各个不同背景的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无疑中国不能要求其按中国金融业的现有水平来发展自己，或者在同质化的窠臼里与中国金融业论短长，那样也会有违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初衷，实际上也很难对中国金融业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产生压力。毫无疑问，深化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应仅聚焦于外国资本规模的扩大、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多，而应着眼于整个行业供给水平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改善，这不仅是指供给总量的增多，关键是供给层次的提高。客观地说，中国不缺金融企业，缺的是好的金融企业、强的企业、新的金融企业。未来的开放既要在优化存量金融资源上发力，更要在升级增量金融资源上布局；既要对有能力弥补金融发展空白的金融企业开放，又要对可提供新型金融服务、先进经营管理技术的金融机构开放。

而金融业改革的重点则在两方面: 增强监管刚性和提高国有金融企业效率。前者强调要按行业最高标准实行监管，克服监管中的随意性，后者则要重点解决好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问题。而在具体的开放进程中，尤其要明确开放目标的对标问题，要强调在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上与国际先进同业对标，在充分利用域内域外资源上与国际上先进同业对标，在先进技术和金融服务管理融合应用上与国际上先进同业对标，在系统控制风险特别是抵御外部风险传染上与国际上先进同业对标，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上与国际上先进同业对标，在改善和强化行业监管上与国际上先进同业对标，在提升市场效率和协同性上与国际上先进市场对标，在金融活动信用体系建设上与国际上先进经济体对标。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要分别从产品、服务、管理、技术应用、监管等方面建立与国际先进金融同业对标的机制。

巧设“路标”：

引导金融机构顺畅前进的轨道

同时，对任何资本而言，所谓对外投资的目的就是要在剔除制度成本、文化成本之后获得比在本土更高的投资回报。中国为了达到吸引更先进国际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就必须致力降低社会的制度成本和文化成本，降低市场的摩擦成本。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化、稳定性、科技性、协同性和开放性，由于进入中国的外国金融资本背景各异，服务优势各具千秋，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自然会要求中国要围绕现代金融体系基本特征多方位、多系统做出部署完善，尽可能消除监管死角，减少监管灰色地带，尽快提高中国金融开放的国际接受度。要清晰外资金融机构的发展“路标”问题，除了要有“此路不通”的路标，更要有“缓坡慢行”“绿色通道”“快速通过”等路标，尤其需预先铺好可引导金融机构顺畅前进的轨道。要坚持市场的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须与服务的开放相适应、相配套，以免拖慢开放的效率和进程；要坚持风险约束导向的企业自由经营政策，逐步放开对金融机构在产品价格及产品利益结构设计上的限制，积极推行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的监管沙盒制度。

必须承认，中国的金融市场基础建设、中国的金融监管水准距离满足金融业的更大范围开放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恐怕需分门别类地对此做出梳理，先易后难，尽早做出完善部署和努力，以使中国的金融开放能得事半功倍之效。而开放无疑对粗放型经营是一种否定，为了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中国必须建立在更高开放条件下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风险监督控制体系，致力增强市场硬约束预算刚性，真正建立优胜劣汰机制，为此，监管部门必须要建立分类监管机制，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及时淘汰害群之马。为了保证金融开放的持续深化，加强全社会金融活动信用体系建设已成为燃眉之急。一个没有可靠信用体系支持的开放是难以为继的，也不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与先进的经济体相比较，中国迄今尚未建立真正成熟的金融家市场，而没有一个成熟的金融家市场支撑，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也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因此需要中国有关方面要秉持一种积极开放的胸怀，在金融家市场建设方面做出大胆探索，从而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最后多说一点，虽然大阪G20会议上中美元首已决定重启双方经贸谈判，但无论双方未来达成什么协议，中国都不应该对特朗普政府抱有幻想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过于乐观。中国应当把贸易战的暂时缓解当作更大挑战来临前的间歇，在这期间，要争分夺秒地寻找自身薄弱之处并加紧强化，调整完善未来战略部署，更系统地做好应对更大挑战的准备。这其中金融业尤其不能麻痹轻敌，要牢记贸易和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搏杀的基本武器，因此要积极寻求突破发展各方面瓶颈的改革开放出路，以确保自身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2019年第1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