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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 | 北京报道

责编：陈栋栋  

编审：郭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3期）

屠呦呦的“热搜”终于冷却，舆论一股脑的激情也已退去，是时候说说屠呦呦了。

一个月前的6月16日周日，新华社深夜发文预告“周一见”：屠呦呦团队周一要“放大招”，发布重大科研突破。转天上午，谜底揭晓：屠呦呦团队在“青蒿素抗药性”研究上获新突破，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研究上取得进展。

随即，媒体对屠呦呦的报道追捧铺天盖地而来，但争议之声也随之而来。

科技网站果壳网发文《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放了大招”？不算大，但也值得庆贺》，屠呦呦团队自己也出面辟谣：目前研究成果系“进展”，而非重大突破。

是进展，还是突破，科学圈内广泛讨论。这场景似曾相识——屠呦呦每次上“热搜”，总不乏争议，2011年，她获拉斯克奖时如此；2015年，她获得诺贝尔奖时，也如此。

有意思的是，每次争议，几乎主要存在于科学圈内。

圈内或许会问，屠呦呦？才华有限，凭啥是她？

替补上场的39岁副研究员

屠呦呦进入抗疟研究组时，已经39岁，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干了快14年，职称还只是副研究员。

仅从这一点看，无论是与国际级青年科学巨擘相比，还是与身边同事作比，那时候的屠呦呦不算出众，更非天才。

能进入重要的抗疟研究“523”项目组，多少源自特殊历史时期的机缘巧合。

作为集中全国科技力量，由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科研集体，志在帮助北越政府防治疟疾“打击美帝”的重要项目，代号“523”的防治疟疾新药研究项目，分量之重，堪比“两弹一星”项目。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若能参与523项目，自然是一生荣耀。但如果论资排辈定人选，当时的屠呦呦，很可能还没有这个资格。

但历史给了她一个上场机会。

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加入这场“523”项目全国协作时，由于“文革”，中医研究院许多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已经“靠边站”。

此情形下，她不仅参与了这个项目，还破格一进组就担任项目研究组组长。

但屠呦呦这个组长，是光杆司令，除了她，项目组根本没有组员。

笨路子、土办法，天道真能酬勤

屠呦呦上场时，不仅是光杆司令，项目基础也是一穷二白。

“523项目”始于1967年，到屠呦呦参与的1969年，两年过去，项目并没有实质进展。

“文革”时期做科研，没人、没钱、没技术资源，怎么办？

自古华山一条路，屠呦呦生生“蛮干”起来。她把成垛成堆的古书搬回家，埋头在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药方。此外，拜访老中医，逐字逐句地抄录学习到的中药信息，汇集成以640种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

屠呦呦的研究思路再明显不过了，她遍采药方，然后“笨实”地一个一个实验！

但真正操作下来，并不顺利。课题组陆续来了几个年轻人协助研究，筛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但又是两年过去，到1971年，也没试出个结果。

研究停滞不前，屠呦呦没有好的办法，只能重新埋头去看医书。

黑暗摸索之中，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一句记载给了屠呦呦一丝希望。

屠呦呦决定改试青蒿，但面临的又是失败。

或许是灵光乍现的幸运，也或许是天道酬勤的奖赏。与青蒿打交道久了，不想放弃青蒿的屠呦呦突然意识到，也许正是加热高温破坏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古人绞取汁可不是在实验室里加热提取。于是，屠呦呦决定，换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提取青蒿。

但问题又来了，“文革”时期，药厂停工，实验环境恶劣，怎么用乙醚提取呢？“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屠呦呦说。

于是那阵子，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就添了一道风景：屠呦呦带着助手买回酱缸泡青蒿。

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直到1971年10月4日，第191次实验，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才真正发现青蒿中的有效成分。

屠呦呦愣是用笨路子、土办法攻破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

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从1972年屠呦呦正式发布报告，到1992年抗疟药物研制成功，再到后续青蒿素享誉世界，成为“中国神药”，科研的日子悠长，而科研以外，科学家还有生活。但屠呦呦，几乎没有。

屠呦呦与丈夫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要被派去海南岛，李廷钊因为有在苏联学习冶金的背景，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为了不影响工作，屠呦呦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去他处寄养，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

长时间的分离，让大女儿再被接回来时都不愿叫爸妈，与小女儿少之又少的母女重聚每次也都颇为陌生。小女儿长大后，甚至一度不想回北京与屠呦呦夫妻一起生活，直到前几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

屠呦呦也曾暗暗怀疑过自己当初的选择，但那个时代培养的科研工作者，看得最重的还是国家，“交给你任务，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

这不是屠呦呦狠心。她何止是照顾不好孩子，她连自己也照顾不好。

屠呦呦家里，内政部长是李廷钊，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他全包，屠呦呦不会照顾自己，在家也不管事。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李廷钊回忆。

屠呦呦在家人和同事口中，是个实打实的“粗线条”。同为科学家，与广为人知的钱学森好弹钢琴、袁隆平爱小提琴一比，屠呦呦的生活单调极了。如果非要给她找项爱好，那很可能，爱好只有工作。

20 世纪50 年代，屠呦呦（前右）与老师楼之岑一起研究中药。

屠呦呦真正的大招

对于媒体，屠呦呦也不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除了科研与青蒿，她的身上没“料”可挖，而且，屠呦呦也不喜欢接受采访，很少发声，几乎不在媒体上露面，也鲜有公开活动。

名满天下，锦衣夜行？名誉加身的屠呦呦，成名之后，都干吗去了？答案是，老骥伏枥，继续科研。

获诺奖3年多来，屠呦呦团队正式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其中包括2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

“我们也不是得了奖就完了,既然已经开始研究,就要拿出更多更实际的成果。”屠呦呦说, “药物的关键是疗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

于是也就有了半个月前，屠呦呦团队放大招的热闹。

这个不那么有趣的89岁老太太，她那拯救亿万人生命的伟大科学成就，与她本人的平凡无奇，这之间的强烈对比，让即便远离疟疾、红斑狼疮侵扰的普通人，也能感受到一股重剑无锋的厚重力量。

屠呦呦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演讲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但其实，她本人，才是这个时代馈赠的礼物。

屠呦呦几十年的科研搭档，中医泰斗廖福龙说，人们常说，好奇心是科学家研究的第一驱动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支撑屠呦呦坚持下来的，就是“责任”和“担当”。她觉得，能够参与这样的重要项目非常不容易。她怀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屠呦呦常说，国家培养了她，她也得为国家做些事情。

凭啥是屠呦呦？或许这句话能给出答案：

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平凡的人，笨实地做着伟大的事，替时代负重前行。

2019年第1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